2019年10月16日晚，北京大学燕京学堂报告厅座无虚席。讲台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赵鼎新教授正在发表一场题为《战国之际的争霸、外交与秦对中国之统一》（Warfare, Interstate Relations and Unification of China in 221 BCE）的讲座。此次讲座是2019-2020学年燕京学堂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一讲。
讲座后的第二天，踏着秋日清晨的细雨，赵鼎新教授来到静园三院，和我们聊了聊他个人的学术研究和对青年人的寄语。
赵鼎新教授最初大学的专业是生物学，研究的对象是昆虫，后来跨专业又开始社会学的研究。生活随着大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他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和做这些事情的历史意义。
赵教授感叹年轻的时候读书的选择不多，从手边仅有的一些著作读起，当时他花了一年时间看《资本论》，每天从早晨四点看到七点。认真学习中学物理、化学课程后，他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了读懂马克思《数学手稿》，然后开始自学数学，包括高等数学、微积分等。有了扎实的理科学习背景，赵教授再来研究社会问题时，思路更清晰，分析问题更细致。
说到这次讲座的主题——战国之际的争霸、外交与秦对中国之统一，赵鼎新教授讲道中国和西方在研究方法上面的区别。西方在研究断代史的时候，可以不用追溯到希腊、罗马的源头。但是在中国做断代史研究，追踪溯源，不能忽略对前秦史的研究。
他表示，燕京学堂的同学们来自世界各地，每个人都有着不一样的背景，对中国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赵教授认为，大家通过在学堂的学习，不可能只留下一两个中国的画面，应该看到中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是用简单的“好”与“坏”来形容。另外，他认为中国学生更应具有大国胸怀，同时，在爱国的前提下，降低民族主义情绪，用更加客观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
赵鼎新教授认为，燕京学堂对于学生的培养是一个长线的过程，十年或二十年后，这些学生遍布全球，在各个岗位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们因为有这段学习生活经历，看中国的角度和方法就会和别人不一样。
讲 座 回 眸
赵鼎新老师的讲座从一个社会科学学者的思维以及研究方法去理解传统的史料，对于历史文本的提炼和抽象化，并对古代和现代的政治的拟合，都提供了许多非常有趣的视角。赵教授首先介绍了东周时期的三段分期：即霸主时代（前770—前546年)，转型时代（前546—前419年），与全民战争时代（前419—前221年)，以及每个时代的各国的发展、互相之间的战争以及“国际关系”。
之后，赵教授为大家解释了战国后期各国纷争且未能形成固定的国际秩序的原因，即缺乏三个相关的观念及体系：主权、国际法和国际社会。
赵教授接下来以近代早期欧洲为对比，详细分析了东周时期各国之间缺乏政治平衡，并最终由秦国完成统一的几大原因：
首先，当时的中国各国之间缺少一个确定的秩序和体系来约束每个国家的行为，秦的军事进攻并不会被看成是违反国际秩序，而反秦的联盟仅仅是因为秦国的军事胜利威胁他国才得以存在。
其次，六国联盟是为了平衡秦国的实力而存在，彼此之间缺乏信任，还经常互相争斗。
再次，由于缺乏恰当的秩序和体系来约束各国之间关系，中国的“国际体系”十分脆弱，并且有许多并生问题。
最后，与近代早期欧洲没有一个单独的“超级大国”相比，秦国在公元前364年魏国衰败后就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存在，这同样也使其他六国更加难以建立一个稳定的联盟关系。
师 生 互 动
Q：您认为法家精神或者说法律主义精神起源于战国时期，但是人类历史中的法律主义的兴起往往都是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期，需要共同的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那为什么在中国的法律精神是起源于战争时期？
A：第一，中国战国时期的法律都是为促进战争做准备的。比如要求成年男性去当兵，或者种地等等，这些都是为动员大众为战争打基础做铺垫的。
第二，法律主义精神起源于战国不代表法律起源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已经有很多对于前朝法律描述的历史材料了。
Q：您为什么选择近代早期欧洲作为东周时期的对比点？您的理论可以如何应用到对比中国战国和古希腊城邦时期？
A：在写书的最初我也曾考虑古希腊城邦，但根本上这里是有一个重要区别的。古希腊城邦之间从未试图统一过。有些人提出过比较战国和古罗马也是合适的，因为这期间有一次成功的统一尝试。但归根结底，你无法对比历史，对不同的文化和时期，我们也需要注意他们之间的差异。
此外，赵教授还以欧盟为例，与同学们讨论了他对“天下”这一概念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理解。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学业主任、历史学系教授陆扬担任了这场讲座的主持人，讲座结束后他写下了这样的评论：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针对同一段历史的处理方式有相当大的不同，这使对话变得尤其重要。因为社会学家是以建立基本模式作为分析的基础，而且是以高度理性的假设作为前提条件，这和当下西方史学的基本出发点大相径庭，但在处理具体历史问题时，又不可能完全脱离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历史学强调特殊性，所以对历史学家而言，特殊的情况的意义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从社会学家的角度，特例和模式之间就会存在矛盾，就要想办法处理以使模式能成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值得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讨论的。
比如赵鼎新对战国时期变法的性质、各国贵族力量的衡量方式等等都和历史学家的方法不同。一般史学界日益重视观念对秦统一的影响，但很少真正用结构模式去分析战争的构成和对早期国家形成的影响。同样读《左传》《史记》，社会学家看出来的意义和历史学家非常不一样。但社会学家的论著，会直接影响到很多其他领域的学人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理解。
社会学家因为要用模式来分析，势必离不开比较，因此比较的对象的选择就变得很关键。赵鼎新选取的欧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前后的欧洲作为春秋战国的比较对象，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能深入一步，必然对理解中国早期是有益的。这也是去熟悉化的途径之一。他对法家的理解也有特点，比如他认为现代中国的兴起的背景之一就是儒家的衰弱，但中华帝国本质上的儒法体制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当下政权中得到了加强，虽然当下是以反儒著称。这也是颇有意思的认知。我记得他一直很欣赏托克维尔的分析，我觉得这个儒法国家的现代延续故事很有托克维尔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