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5日，斯坦福大学政治系中国政治学威廉·哈斯教授Jean Oi (戴慕珍) 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带来了题为"中国发展模式的命运"（The Fate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的讲座。本次讲座为燕京学堂2023—2024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十讲，由燕京学堂副院长Brent Haas与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主任Frank Hawke主持。

讲座回眸

讲座开始，戴慕珍教授讨论了当今中国经济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以及中国发展模式的前景。戴慕珍教授重点关注地方政府的角色，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官员推动的。她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戴慕珍教授曾提出 “地方法团主义”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的多层次合作结构。1980年，政府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这是一种财力分配制度。地方政府保留了来自集体和私营企业的盈余税收和预算外收入，并利用这些资金推动了农村经济增长。1993年，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中央政府仅获得了总收入的22%。中央政府意识到地方政府的分配过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1994年实施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称为分税制改革，重组了税制，设立了中央税和地方税，使中央能够保留75%的增值税。但与此同时，这种集中化措施减少了地方的收入，而地方支出却不断地增加，造成了“财政缺口“的出现。

为了保持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做出了让步，允许地方获取非税收入，并利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作为借款中介。这些融资平台是国有企业，通过土地融资为基础设施和城市化项目筹集资金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以低价获取土地，然后将土地出售给房地产公司。这种制度将地方政府的预算与房地产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借贷和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

然而，三年的新冠疫情打破了该系统的稳定性，减少了收入来源，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大约从2020年中期开始，政府试图通过限制房地产和科技行业来加强财政纪律，但这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压力。据估计，由此产生的财政债务接近10万亿美元，对地方和全球金融市场构成了重大威胁。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无法维持公共服务以及支付公务员工资。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如何应对这些经济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一些地方正在从房地产转向新产业和制造业。戴慕珍教授特别介绍了山东省，该地方政府正在采用以铝业等核心投入为中心的综合生产园区，旨在促进供应链本地化，从而吸引大企业入驻。这一策略促进了工业的整合，并通过邻近供应链组件和物流中心，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方法象征了中国从一种保护传统企业向培育新兴企业的模式转变。一些地方政府成功实现了多元化和创新，例如一些纺织工厂成功扩展到医疗用品生产领域。

戴慕珍教授接着深入探讨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不断演变，特别是地方政府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智能生产、新兴产业和物流等现代技术。她指出，地方政府通过建设工业园区实现土地利用最大化，将仓库和厂房等设施租给入驻企业，并从租金中获得收入。戴慕珍教授透露，她在对财政局官员的采访中了解到，这些工业园区是摆脱传统土地财政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地方政府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来获得资金和支持。这种方法非常符合每亩土地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这种投资策略使地方能够更容易获得政府资金和贷款，并推动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的发展。

尽管如此，戴慕珍教授指出，财政挑战仍然存在。自1994年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大交易”正在瓦解，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特别债券来管理债务。银行也被要求延长还款期限，实际上是将债务负担转移到金融部门。她认为，这些新策略可能不足以替代土地财政模式并解决财政缺口。中国需要全面的财政改革，包括重新审视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1994年的改革的假设是地方政府能够有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但当前的债务状况却是由于地方收入不足而导致。

展望未来，戴慕珍教授强调，政府必须确定哪些新兴产业会盈利、这些产业成功所需的条件以及私营部门与国家关系的作用的重要性。此外，她也质疑全球市场是否有能力吸收这些新工业中心的增加，并提出中国可能会面临产能过剩和市场反弹的问题。尽管地方政府仍然积极应对新兴产业和全球战略的挑战，但这些举措在填补财政缺口和确保地方长期成功发展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全面了解这些不断演变的策略的影响和效果。

师生互动

Q：您提到了很多工业园区和综合生产园区的发展，这主要属于供给侧。我想了解这种发展如何实际解决中国在需求侧面临的问题？如何以一种完全可持续的方式解决内需问题，以确保中国不会像太阳能板行业中那样出现过量生产问题？

A：我认为任何类型的规划都必须在公司层面进行，并且要在市场上有效。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层面的规划基于硬数据。如果有人在做某件事，而且做得比我好，也许我就不该再去做了。但如果能够将生产转移到另一个国家，那就可以在那里创造就业机会和市场，避免市场反弹。这是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消费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所有这些似乎都取决于中国的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必须着眼于长期发展，这应该是经济的驱动力。显然，一些经济问题影响了消费者信心，但这是短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会有所改善。中国必须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消费驱动的经济，虽然现有模式下存在许多阻力，但有些公司在利用老龄化人口的需求，比如医疗保健和养老服务。这些新兴企业中许多是私营的。它们是创新和就业的重要来源。

Q：我注意到在制造业领域存在许多工业集群，但许多工业园区实际上处于空置状态，也没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在那里工作。这似乎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转变，即许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工业园区的蓝领工作，而更倾向于在大城市从事白领工作。如果中国劳动力越来越不愿意从事这些工作，您认为会发生什么？

A：许多研究人员都在讨论类似的问题。目前存在一种“躺平”现象，即许多年轻人决定不再参与激烈竞争，不愿意工作，更愿意待在家里。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和劳动力短缺。

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线的应用。在这些大型工厂中，几乎没有多少人工作，只有几个人骑着小摩托车操作机器。高等教育的扩展，尤其是低层次大学的扩张，导致了许多人具有过高的学历。

讲座内容整理：Hong Kai 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