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30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带来了题为“史前文明的考古学研究: 以良渚文化为例的方法论”（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s: A Methodological Example of the Liangzhu Culture)的讲座。本次讲座为燕京学堂2024—2025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四讲，由燕京学堂学业主任陆扬主持。

采访札记

在讲座之前，我们采访了秦岭老师。秦岭老师首先探讨了当今考古研究中日益普及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她指出，考古学作为一门涉及多个领域的学科，需要融合各种科学技术，如碳-14测年法、地理信息系统等，以解决复杂的问题。秦岭老师特别强调了她自己研究中的两个方面的新技术应用。首先是关于自然资源利用模式的研究，涉及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地质考古等领域，通过科学技术方法构建古代自然资源的条件。其次是材料科学的研究，对古代文物背后的材料进行理化分析，同时发展无损分析的科学技术，以确保文物的完整性。秦岭老师还提及一些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如古DNA研究和人工智能技术。古DNA研究有助于理解人类演化和亲属关系，而人工智能技术则在图像识别和智能学习方面为考古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接着，秦岭老师就良渚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她指出，尽管在空间区域和时代上，良渚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但两者出现相似文物的现象却值得我们去思考。秦岭老师解释道，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人类交流和观念传播中接受了特定器型的认知和实践，这导致了类似文物在不同地区的出现。例如，玉琮在商周时期在成都平原地区（包括三星堆）非常流行，而在其他地区则可能并不受欢迎。秦岭老师认为，全球范围内对宝石类和珍贵材质的偏爱普遍存在，但在不同时代和地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实践。因此，良渚文化和三星堆文化都出土了玉琮等文物，这种现象可以被视为共同文化实践的遗产。

她指出，考古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包括新石器考古、植物考古、田野考古、玉器考古以及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等。她强调了在这些领域间进行整合和交叉研究的重要性。秦岭老师指出，考古学是一个问题先行的学科，特别是在研究史前时期的社会时，因为这些社会没有文字记载，所以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究。她强调了提出正确问题的重要性，因为问题的提出将指引研究者选择合适的方法和技术。当面临诸如中国文明起源、东西方文明模式差异等宏观问题时，不同领域的方法和技术将无缝整合，为解决这些复杂问题提供支持。

讲座回眸

讲座伊始，秦岭老师便提出了三个问题：什么是史前文明？什么创造了史前文明？考古学是如何研究它的物质文化的？在后续的讲座中，秦岭老师结合最新的考古资料，从聚落考古和文物研究两个角度介绍良渚社会，并通过良渚文化的个案研究解答了以上三个问题。

2019年，中国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而这挑战了西方考古学对国家和文明的定义。就考古学而言，所谓的文明研究是基于对“文明成就”的识别和分析。与其他学科不同，考古学直接涉及文明实践，使我们能够通过实践，以及物质文化遗存及其背景，去体验文明的价值和遗产。而良渚文化遗存，则促使西方考古学家重新思考柴尔德建立的早期人类社会范式的局限性：在缺少书写系统的情况下，如何定义早期文明？

在此背景下，本次讲座以良渚文化为个案，探讨史前文明研究的考古方法。良渚古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复杂的区域中心聚落群，由城墙、莫角山土台、贵族墓地和多个水坝系统等组成。考古数据揭示了大规模整合社会劳动力资源的组织和分配能力，以及大规模的先进计算和施工技能。1986年，反山墓王陵的发掘是良渚文化考古史上的里程碑。作为迄今为止发现的等级最高、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一处良渚文化墓葬遗址，反山墓王陵是体现社会分化的重要证明。

在良渚文化中，玉器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该时期生产力水平、社会分工、社会结构、阶级分化及意识观念的集中反映。所有良渚玉器都是从墓葬中出土的，这些玉器具有与文化身份、社会地位、性别和个人喜好相关的各种象征意义。除此之外，地域因素也充分影响了器物的样式与组合方式，为研究环太湖地区的技术流变和传播提供了材料。不同玉器的生产和消费最终反映了社会权力的分配和渗透。需要注意的是，玉器不是良渚文化体系的唯一载体和实践形式，遗址中出土的象牙器、漆器、陶器等物质遗存都体现出了良渚文化中技术和资源的结合方式。通过控制特殊的资源和技术，一种体现社会秩序的仪式体系得以发展，这种体系始于良渚文化，随后在中国青铜时代通过控制金属资源和铸造技术得到了复制和进一步发展。

讲座的最后，秦岭老师对开始时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从良渚文化的案例来看，文明的产生需要有由本土文化传统塑造的原生型文明，较大的社会规模（人口）能够集中、组织和分配大量劳力，以及整合各类资源与技术的能力——社会分工。研究“文明”可以使用整体的视角，即分析文明成就；也可以采用内部/垂直的视角，即通过时间、空间、内部分化比较、局限性等维度对某一特定文明进行剖析；第三种是外部/横向的视角，即对同时期的不同文明进行跨区域的比较。对于中国早期文明考古学研究，秦岭老师指出当下学界主要关注良渚文化和世界著名的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哈拉帕文明的横向比较，而良渚文化与同时期中国主要史前文化的关系仍有待深入研究。

在文明研究中，可以通过思考以下几个问题避免“想当然”式的研究：其一是生产力如何体现？秦岭老师认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分析数据、规模、同社会文化的匹配度进行思考。其二是如何理解物质文化的“文明性”？这一问题又可以进一步拆分成以下三个子问题：是否制度化？是否与社会权力产生共生关系？是否延续发展？对此，可以把“物”视作理解古代中国礼制文化载体的重要性，重点关注“物”在构建身份、构建秩序、构建意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从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来看，把“不平凡”（extra-ordinary）置于“平凡”（ordinary）的秩序中，就是创造中国早期礼制和复杂社会的途径。

师生互动

Q:良渚有着灿烂的稻作、玉器文化，这些文化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请问良渚文化对中国文化有什么长期影响？

A:首先，从农业的角度看，中国有两个原始农业的中心，良渚更像是中国旱作与稻作农业二分法的开始。因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了解中国稻作文化背景的起点。我们可以说，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模式始于良渚。从玉文化的角度看，在良渚地区人们开始使用玉器是一种革命性的技术，这种技术与其它同时期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人们使用石头的方式完全不同。良渚人在利用玉料的时候开始关注材料本身的价值，因此用非常特殊的方式，比如用绳锯、刀片与砂岩打磨、用竹制的空心工具钻孔等等，以尽可能减少对原材料的浪费。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我们称之为“玉石分野”的时期。这种利用资源的方式，赋予资源本身价值，最终演化出中央权力如何控制所有资源的模式。所以这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

Q:在您刚刚展示的墓葬照片中，我没有看到很多完整的遗骸。请问如何在没有遗骸的情况下，确定被埋葬者的摆放方向及性别？

A:不同的土壤条件对有机质的保存影响不同。长江下游地区是酸性土壤，如果墓葬埋设在很高的土台上，大部分情况下人骨遗存就保存不下来，只有在水位线以下泡着水，我们叫饱水环境下才能保存较好。考古学家可以通过人骨保存好的墓葬中随葬品组合和摆放位置的规律，分析研究特定文化中同男女性别对应的埋葬习俗，进而推测人骨朽烂的大墓的墓主人性别，确定各类文物的摆放位置。至于性别判断，我们可以从随葬品的种类进行推测。我们可以从其它的案例中得知某些随葬品是女性或男性特有的，这些为考古学家提供了参照的依据。

采访/文字：李独怡

讲座内容整理：徐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