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举办“中国与世界：关注、探讨与展望”高端学术论坛，汇聚了海内外顶尖学者，共同探索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研究与文明互鉴。去年，燕京学堂成立十周年之际，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张隆溪着手汇总当年各位学者的讲稿，编辑成籍《中国与世界：关注、探讨与展望》，今年春天，由华文出版社正式出版。我们以文集出版为契机，回顾这场学术盛会，重新聆听与会学者的真知灼见。

本期推文聚焦该论坛与会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大学高级讲座教授克利杉·库马（Krishan Kumar）的访谈，他以韦伯论题为引，深入剖析东西方比较研究的框架局限，倡导超越欧洲中心主义，探寻多元现代性之路。

此次的采访人黄舫湲，已从当年参与论坛筹备的北大中文系本科生，成长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候选人。当年论坛所倡导的全球视野与文明互鉴理念，始终贯穿于她的学术探索之中。

《中国与世界：关注、探讨与展望》总序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名誉院长袁明、院长董强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成立十周年了。十年以来，学堂以“跨文化交流：聚焦中国，关怀世界”为宗旨，吸引全球优秀青年才俊聚集燕园，利用北京大学丰厚的学术资源让他们学习和了解中国。我们在自己几十年的国际人文交往经历中，已经深深体会到，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尤其是将来会成为各方面领导人物的年轻学子，了解和读懂中国，将是世界人文交流景观中的一个新亮点。

我们在办学中不断探索“上天入地”。既然在中国、在北京大学做这篇“中国与世界”的大文章，就应该尽量给青年人创造机会，让他们能触摸中国研究的精神天空。同时，我们也把课堂设到中国大地上，创造条件让青年人走进生活，感知社会，用青年人的才华和青春语言参与讲好“中国故事”。

2015年至今，燕京学堂已经招收了来自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的1074位青年学生，他们来自390所优秀大学，其中许多是世界名校。青年人在一起问道求学，砥砺前行，即便是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时，线上学习，诸多困难，也没有消减他们做好中国研究的志向和努力。

在燕京学堂成立十周年之际，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张隆溪将学堂召开过的两次国际学术会议论文编辑成书，作为学堂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也是燕京学堂学术活动的记录。我们将来会一如既往，培养跨学科的国际化人才，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不同国家及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不懈的努力。

采访库马教授

Q:我非常感谢您对韦伯论题（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新教伦理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加尔文教派的伦理观念）所做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在您的启发下，我想，“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发展起来”这类问题本身就存在框架设定上的缺陷——它不仅预设了一种规范性的发展轨迹，还可能导致将一方视为另一方的“偏离”。在您看来，当今学者如何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来开展东西方比较研究，同时避免陷入目的论假设和文化本质主义的误区？

A:和马克思一样，韦伯把现代资本主义——他强调“现代”二字，承认存在早期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视为现代世界最重要的力量。他无法想象任何社会在缺乏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他认为社会主义行不通，或者它最终只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可能是“国家资本主义”）。

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如此特殊和独特，以至于它的起源——他只关注其起源——需要一个特别的解释。这正是他在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试图阐释的。只有新教所倡导和推崇的特定伦理，正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的著作所体现的那样，才使得工作、生产和持续增长在早期现代欧洲人眼中不仅变得可以接受，更成为值得尊崇的事业。新教让人们信奉“工作即祈祷”的理念，认为工作就是侍奉上帝。按照加尔文的定义，在职业生活中取得成功被视为是上帝选民的标志。虽然新教徒并未刻意选择资本主义，但他们对工作和生产的态度最终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形成，这是一种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行动的非预期后果”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action)。

对韦伯而言，由于特定的宗教形式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他认为检验其论点的最佳——或许是唯一的——方法就是研究基督教新教之外的其他“世界宗教”。为什么这些宗教都没有产生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伦理？他知道中国和印度曾经拥有蓬勃发展的经济，并且有相当程度的技术发展支撑。那么，为什么它们没有迈出走向现代资本主义的下一步？是什么阻碍了它们？

这个问题构成了韦伯晚年一项重要研究项目的核心，该项目名为《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他原本计划研究所有主要的世界宗教，特别关注它们的“经济伦理” (economic ethic)——即对工作和经济生活的基本态度。然而，韦伯最终只完成了关于印度教、犹太教和儒教的研究卷册，关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其整体历史）的计划则未能实现。

我收录在《中国与世界：关注、探讨与展望》中的《韦伯、资本主义和中国：西方的独特性？》一文探讨了韦伯的《中国的宗教》中对儒家思想的论述。简而言之，韦伯认为儒家思想缺乏基督教新教中至关重要的“超越性” (transcendentalism)品质，故而无法激励人们改造世界。他特别强调，作为统治阶层的士大夫持有一种安于现状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轻视商业活动。因此，尽管中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无疑取得了进步，但它仅仅满足于停留在一个被认为足以满足其需求的状态，而不是释放能量推动自身进入持续增长和发展的阶段（比如现代资本主义阶段）。

韦伯关于儒家思想及其伦理的论述一直备受争议，学者们也提出其他解释（例如西方帝国主义）来说明中国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然而，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这整个问题框架本身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像韦伯那样询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本身就存在缺陷，因为它暗示资本主义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与“自然”现象。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将欧洲经验强加为全人类的标准？是否重蹈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覆辙？我们是否应该承认，存在着一种非欧洲式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道路？

我认为这个质疑本身非常重要。根据什穆埃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等学者的研究，我们知道存在“另类”或“多元”的现代性，这些现代性形式与欧美模式有着实质性的差异。日本经常被视为典型案例——它在现代化过程中部分借鉴了西方技术，但其社会形态也深深植根于本土的宗教和文化传统。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尤其是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现代性形式，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印度也是如此，特别是在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人民党的统治下，似乎正致力于建设自己的现代社会形式，这种形式更多地借鉴了源远流长的印度教传统，而非外来传统。

但是在提出这种反驳韦伯的论点时，我们需要谨慎。首先，韦伯并没有说中国无法运作资本主义制度；他只是说中国并没有用从自身资源中产生(originate)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事实上，他指出，中国的文化或民族性格并不存在任何阻碍其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因素，甚至中国比日本更有潜力（当韦伯写作时，日本正在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一旦资本主义被西方“发明”出来，它就可以被输出，许多社会可能会采纳这些实践，并无疑会赋予其“本土化”或“本地化”的特色。

但我们可以说，这仍然赋予了资本主义——一个西方的发明——在现代性中的“主角”地位，似乎没有资本主义就无法实现现代化，即使必须从外部引入，即使赋予其本土色彩。这对韦伯的论点提出了更为根本的挑战。那么，走向某种完全不同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道路意味着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另类现代性” (alternative modernity)？

当然，苏联曾声称正在这样探索这条道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也是如此。然而，苏联最终解体了，一个普遍的解释是其现代化程度不足，无法跟上西方更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步伐。中国在毛泽东时期也面临类似困境，但是从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开始在经济上迎头赶上西方。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游戏中的一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式，借鉴了自身的传统，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代化模式。

但我们可能会发现，在其核心仍然存在着大量西方现代性的制度和实践——包括西方的国家形式、宪法、教育制度和意识形态（如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如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约翰·迈耶尔（John Meyer）及其同事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存在着一个“世界模式” (world model)，这个模式明显带有西方起源的特征。这个模式虽然允许显著的文化差异——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本身并不是同质的，西方现代性有几种不同的形式——但所有现代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政治体系中都具有某些基本的制度和结构特征。这些特征的起源值得深入研究。虽然并非所有特征都源自西方，其中也融入了中国、印度、阿拉伯等文明的贡献。但是，可以说西方最成功地整合了这些要素，从而在18世纪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主导地位。

中国，或许还有日本和印度的例子表明，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这些社会虽然都采用了资本主义实践，但它们之间及与西方社会相比都展现出显著差异。中国儒家思想的复兴和印度印度教文化的复兴，清楚地表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塑造这些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让我们回到韦伯的论述。对韦伯（和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经济体系，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由宗教所孕育，最终演变成了一种独特的宗教（正如他在《新教伦理》结尾所精辟论述的那样）。它容许多种变体存在，却仍然在生活的几乎每个重要领域都施加着强制性的影响力。因此，资本主义的起源仍然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探索。这并非“欧洲中心主义”，而是为了考察过去五百年来世界历史上最重要发展的源头。

从中国到世界——黄舫湲

九年前，我还在北大中文系读本科的时候，有幸作为论坛的学生助理参与到了“中国与世界”这场学术盛宴中。除了筹备与接待等集体会务工作，我还被指派对接瑞典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化荣休教授，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院士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的行程，顺便做一点儿翻译工作。

罗多弼教授为人谦和幽默，在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造诣颇深。他的演讲“现代全球化世界中的中国文化”(Chinese Culture in the Modern Globalized World) 横跨中国两千年文化文明史，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议题时游刃有余。当时我刚在本科阶段修完文学史系列课程，这次会议让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如何“整合”不同的历史分期，以更宏观的时段来研究历史脉络。

大会各个论坛都以全球视野出发，探讨“何为中国”“为何中国”以及“如何解释中国经验”等核心命题。与会的海内外学者们从个案研究到宏大叙事，讨论范围涵盖儒家思想、人文精神，从天下帝国的想象延伸至后冷战时期的世界秩序。会后，我负责翻译库马教授和芝加哥大学教授苏源熙的发言稿，同时校对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和牛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专家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的发言稿。后来在海外攻读博士阶段时我才意识到，这次会议探讨的诸多议题为我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访谈的采访人黄舫湲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燕京学堂硕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候选人。其博士论文研究方向聚焦于现当代中国文学与媒介文化、人工智能与信息研究、科学、技术与批判战争研究，以及数字媒体研究。她曾先后赴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澳洲国立大学等国际学术机构开展访问研究。

文字整理：黄舫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