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静园四院的教室里，北京大学燕京学堂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学生们，目光聚焦在讲台上，沉浸在张隆溪教授对中国文学深入浅出的解析中。张隆溪老师是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比较文学学会荣誉主席，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讲座教授。他在燕京学堂开设“中国文学的现实表现”这门课程，以深厚的学识和独特的教学方法，引领学生们踏入一场跨越时空的中国文学之旅。

张隆溪老师从先秦一路讲到近现代，将中国文学发展脉络娓娓道来。他不仅详细探讨各类文学形式与体裁的演变，还着重介绍重要的中国诗人、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他巧妙地展开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引领学生在文化的差异间探寻人类共通的情感脉络，更深入地领悟中国文学的丰富内涵。

对话张隆溪老师

Q：您是当今世界比较文学领域里最知名的学者之一。您的课程聚焦中国文学史，涵盖了从先秦至近现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是什么促使您在学堂设计并讲授这门课？

A：当下，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人们大多更关注现当代文学，对传统和历史的兴趣较少。但我认为，不了解历史与传统，对现在中国的了解也会有限。任何知识都应从发展脉络去认知，中国文学尤其如此，从先秦到当代，它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中。

中国有众多价值极高的作家和作品，但与西方文学相比，其在全世界的接受度存在不平衡的状况。西方文学流通最广、知名度高，像莎士比亚几乎世人皆知，可中国很多优秀文学作品在国外却鲜有人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提升，文化上也应让世人了解中国重要的传统和历史，这也是我撰写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等相关书籍的初衷。

在燕京学堂，学生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但都对中国充满兴趣，在这里教授中国文学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文学以诗歌、小说、戏剧等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人们在愉快的体验中了解文化，这种方式比抽象概念更亲切，能让人们更好地体会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

Q：您在课程中强调“在适当之处展开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但跨文化比较常面临简化文化内涵的风险。您是如何界定比较的标准并选择文本的？

A：跨文化比较的核心，在于通过具体文本揭示不同文化的共通性，而非强化差异。

美国汉学家David Keightley曾断言古希腊文化倾向于“认知悲观主义”，警惕表象世界和感官经验，而中国文化则相反，是“认知乐观主义”，较少怀疑表象背后的欺骗性，这种观点刻意简化了文化内涵。事实上，中国经典中对“言与实”“表与里”的思辨极为深刻——《孙子兵法》讲“兵不厌诈”，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老子强调“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均体现对表象的审慎态度。Keightley为凸显中西差异而忽视中国文化内部的复杂性，正陷入了“简化文化”的误区。

我在比较时更倾向于选取体现人类共同经验的文本。如汉代乐府诗《上邪》以“山无陵，江水为竭”等不可能之景誓言忠贞，18世纪苏格兰诗人Robert Burns的A Red，Red Rose也用“the seas gang dry”表达爱意。二者虽时空相隔，却都以自然异象象征永恒爱情。20世纪英美诗人W. H. Auden也在As I Walked Out One Evening中延续类似手法，“I'll love you, dear, I'll love you/Till China and Africa meet”。这种具体文本的比较，能让学生在差异中看见人类共通的情感表达，既避免简化，又拓宽视野，在此基础上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

Q：您的课程面向不同学科背景的中外学子。您在燕京学堂的授课体验如何？您又如何让对中国文学有不同熟悉度的同学们能够获得相同程度的学习体验？

A：我于2024年在燕京学堂首次开设这门课程，今年明显感受到学生数量增多，且群体更为多元。在当前中美关系较为紧张的背景下，看到这些年轻人跨越意识形态的隔阂，主动来到北大燕京学堂学习，带着友好与开放的心态深入了解中国文学与文化，我感到十分欣慰。

课程以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为教材，消除了语言壁垒。即使是非中文母语者，也能通过英文文本分析中国文学的核心议题。此外，同学们对文本十分敏锐，常常会追问翻译用词的细微差别。

我也鼓励学生自选感兴趣的文本进行课堂展示，尤其支持跨文化比较的视角。例如，2024级来自巴基斯坦的Sheherzad Jamal（贾舒和）将欧阳修的《丰乐亭游春》与日本俳谐师松尾芭蕉的Departing Spring（Robert Hass译）和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April and Silence（Robert Bly译）进行了对读，在唐诗影响中外的背景下对比三者的自然意象及简洁语言。这种主动探索既让有中国文学基础的学生深化理解，也让外国同学通过熟悉的文化参照建立认知桥梁，形成互动共鸣。

Q：您的课程同时涵盖了“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您认为二者存在什么样的分野与互文关系，又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化价值？

A：中国文学中“精英”与“通俗”的分野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始终处于辩证的动态关系中。《诗经》的“风雅颂”体现雅俗共生；韩愈以文为诗，用散文语言丰富诗歌的内涵；词的起源与西域音乐有关，经苏轼等文人提升，逐渐与诗并重；小说初为街头巷尾的“稗史”，随着宋元市民社会兴起，经《三国演义》等作品最终确立文学地位；城市文化的发展，也让俗文学越来越重要。

当代文学虽以白话文为主体，但其根基仍深植于古典传统。如阿城等寻根文学作家非常重视古典文学修养，《红楼梦》持续影响现当代文学，王安忆借用白居易的诗，重新诠释《长恨歌》的现代内涵……雅与俗并不是完全断开、对立的，而是辩证、互动的。正是二者之间的流动互鉴让中国文学具有源源不断的活力，形成延续千年的文化脉络。

Q：您提到，中西方对互相的文学作品的了解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在您从事文学研究的几十年里，这种情况经历了怎样的改变？您对未来有怎样的预测或期许？

A：中西方文学认知的不平衡正随中国的发展发生显著改变。回顾几十年前，华人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常面临隐性壁垒，如方志彤等前辈即便学养深厚，仍难以获应有认可。但如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学界对中国学术声音的需求显著提升。我作为首位当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中国学者，其背后正是西方学界希望了解中国文学的主动诉求。近年来，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等国际顶尖历史理论期刊主动邀约中国学者撰文，也印证了这种转变。

这种改变本质上是中国综合实力提升的文化映射。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文学与文化也愈发成为理解现代世界的重要维度。国际局势越动荡，文学文化的作用便越重要。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角色的深化，中国文学也将以更开放的姿态进入全球视野。

学子心声

赵凯南（中国，燕京学堂2024级学生）：年逾七旬的张老师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常以一句机锋点醒我们诗文中被忽视的细节。他的课堂不仅是知识与思维盛宴，更是对青年学子的人生启蒙。尤为难忘，当同学追问“AI时代为何还要阅读”时，他沉吟片刻，郑重道：“Reading has changed my life.” 一言如金石坠地，在技术狂潮中重新锚定人文精神的坐标，亦传递着以诗性抵抗虚无的生存姿态。

Cynthia Lin（美国，燕京学堂2023级学生）：与张隆溪老师一同讨论总是令人倍感愉悦。他凭借对中西方经典文学典籍的广博学识，让我仿佛踏入了一个全新的知识世界，也引领我掌握了一种全新的比较方法。他给出的一条建议让我铭记于心：始终要回归文学作品本身，切勿在理论和学术争论的细枝末节中迷失方向。作为一名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我深知这是比较文学实践中最为基础、却也最易被忽视的要素。在此，我要感谢他给予的温和提醒。

Gladys Wong（新加坡，燕京学堂2023级学生）：在选修张隆溪老师的课程之前，我从未料到中国文学竟如此丰富多元，包含着如此多的文学体裁和子类别。张隆溪老师的课程还向我们展示了这些文学体裁的演变是如何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的，这凸显了研究这些虚构作品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

特别是，我从小就听闻了许多关于中国长篇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精妙复杂的叙事结构的介绍。当张隆溪老师在课堂上强调这些经典作品实际上是经过长期酝酿，将各种想法精心融合创作而成时，我对此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这激发了我撰写论文的灵感，在论文中，我试图探寻清代虚构作品中所蕴含的现实痕迹。这些奇幻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我们又该如何从这些虚构作品中理解现实呢？

张隆溪老师开设的“中国文学的现实表现”课程介绍中国文学的基本概况，探讨各类文学形式与体裁在其漫长历史中的发展脉络，并重点阐述重要的中国诗人、作家及其代表作品。课程在适当之处展开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以揭示中国文学作为中国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体现，并促进跨文化理解。

文字整理：杨深深、杜涛、李独怡

视频：崔潇云、吴洋、王禹潼、徐雨薇、Andrew Rule、李傲雪、沙童

策划：杜涛、吴沛家、邝凯珊、李宰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