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举办“中国与世界：关注、探讨与展望”高端学术论坛，汇聚了海内外顶尖学者，共同探索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研究与文明互鉴。去年，燕京学堂成立十周年之际，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张隆溪着手汇总当年各位学者的讲稿，编辑成籍《中国与世界：关注、探讨与展望》，今年春天，由华文出版社正式出版。我们以文集出版为契机，回顾这场学术盛会，重新聆听与会学者的真知灼见。

本期推文聚焦该论坛与会者、瑞典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化荣休教授，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院士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的访谈，他回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剖析了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的新挑战，探讨了民族文化价值的哲学思辨，并对政府在文化发展中的角色提出了独到见解。

此次的采访人徐淑瑜，已从当年参与论坛筹备的燕京学堂研究生，成长为驻外工作人员。当年那场思想碰撞的盛会如明灯照亮她的学术与职业之路，至今仍在启迪她以多元视角思考文化外交中的种种议题。

《中国与世界：关注、探讨与展望》总序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名誉院长袁明、院长董强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成立十周年了。十年以来，学堂以“跨文化交流：聚焦中国，关怀世界”为宗旨，吸引全球优秀青年才俊聚集燕园，利用北京大学丰厚的学术资源让他们学习和了解中国。我们在自己几十年的国际人文交往经历中，已经深深体会到，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尤其是将来会成为各方面领导人物的年轻学子，了解和读懂中国，将是世界人文交流景观中的一个新亮点。

我们在办学中不断探索“上天入地”。既然在中国、在北京大学做这篇“中国与世界”的大文章，就应该尽量给青年人创造机会，让他们能触摸中国研究的精神天空。同时，我们也把课堂设到中国大地上，创造条件让青年人走进生活，感知社会，用青年人的才华和青春语言参与讲好“中国故事”。

2015年至今，燕京学堂已经招收了来自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的1074位青年学生，他们来自390所优秀大学，其中许多是世界名校。青年人在一起问道求学，砥砺前行，即便是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时，线上学习，诸多困难，也没有消减他们做好中国研究的志向和努力。

在燕京学堂成立十周年之际，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张隆溪将学堂召开过的两次国际学术会议论文编辑成书，作为学堂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也是燕京学堂学术活动的记录。我们将来会一如既往，培养跨学科的国际化人才，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不同国家及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不懈的努力。

采访罗多弼教授

Q：全球化加快了文化交融，中西文化的融合是否会制约本土文化的传承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A：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以西方世界为主）的文化融合进一步加速，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中国本土传统的兴趣也日渐高涨。许多人积极转向中国古典思想、文学和艺术研究，以增强自身文化底蕴与身份认同。在此期间，学界也将关注投向了以往被忽视的传统文化领域，并形成了对不同本土传统的新认识。

在这一点上，改革开放时期与“五四时期”非常相似，当时的中国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外开放，而与此同时，中国本土传统的研究也有显著的进步。

这两个时期都充分体现了对外国文化的兴趣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本土文化。例如，“五四时期”胡适通过留美期间形成的研究视角，孕育了对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新洞见。同样在当代，许多研究中国传统的学者也因了解外国文化而受益颇多。

由此我想起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说过，阅读法国作家拉伯雷的作品，让他获得了一把理解日本故乡的钥匙。无独有偶，高行健、莫言等中国当代作家也曾坦言中西文学对于其创作的重要性。

所以我对你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文化融合不会必然制约“本土文化的传承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但我承认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全球化和文化融合并非是一个各国发挥同等影响力的过程，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英美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对其他文化传统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否认，向外国文化开放的代价将是减少对本土文化的关注。在中国我们能看到像钟摆那样从一端摆向另一端的情形，而近年来比起过度西化，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过分强调 “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至于如何避免极端化并在两者中寻求平衡，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中庸之道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Q：如何评价民族性在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中的作用？

A：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如果外星人来到地球观察人类，他们可能会将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化视为人类的本质特征。我猜想他们大概会被这种多样性所吸引，并认为这是人类丰富性的体现。

人们对民族和文化差异持有不同的看法。许多人认为这些差异是我们群体文化丰富性的一部分，保护各民族文化至关重要，比如需要保护众多被视为文化瑰宝的各民族语言。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强调各民族和其文化一律平等，这非常接近“文化相对主义”的定义，即 “必须在其自身文化的环境里去理解各个概念和道德价值，而不能用一个不同文化的标准去做判断。”（“文化相对主义”定义引自维基百科）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相对主义并不一定与普世价值观所矛盾。例如，我们在不同文化传统中都发现了一个黄金法则 (Golden Rule)，耶稣曾有言：“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孔子也有类似的表述，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黄金法则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表述揭示出文化差异往往体现在共同主题上的变奏。我相信对许多道德准则而言，情况确实如此。在我看来，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便是对普世价值观的完美概括。正如我在文章中所指出的，包括中国学者兼外交官张彭春在内的起草者们，将宣言与各民族文化传统叙事相结合，为宣言增色良多。

看待民族和文化差异的立场之一是将多样性视若珍宝，而另一种则是妄图对不同文化进行评估和“排序”，后者往往会引发文化优越感。毫无疑问，这种“优越感”是许多欧洲人或西方人在历经科学革命、工业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所形成世界观的一个显著特征。如今，随着世界紧张局势加剧，西方文化再次被频繁描述为更“文明”的文化，有些西方人认为应当将这种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且似乎已有了一批拥趸。随着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优越感在许多国家外化为“文化民族主义”。在我的祖国瑞典，政治家们将“瑞典价值观”称为瑞典人和移民应当遵循的核心价值观。最近，瑞典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将评定出足以代表瑞典文化的文学作品并编纂为“瑞典文化经典”。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瑞典价值观”或“瑞典文化经典”等概念已逐渐从边缘化发展成为主流讨论的一部分。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近代史上因鸦片战争失利遭受屈辱所导致的文化自卑感，在当代中国很大程度上已被民族自豪感，甚至优越感所取代。从一个极端摆向文化民族主义的另一个极端，从历史的角度看来不难理解，但毕竟还是使人感到遗憾。

无论我们生活在何地，我认为我们都应当尊重不同文化和民族的平等价值，我们应当认同全球文化的多样性丰富了所有人，并且属于我们所有人。

Q：政府在文化发展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

A：政府对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方方面面。在我看来，政府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保护言论和创作自由，同时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

建立并维护良好的教育和研究体系是政府的一项核心任务。良好的教育既包括对学生传授文化传统知识，也应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教育和研究离不开政府的大力资助，但学者应当有决定研究方向的自主性。我认为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学者和学术机构都意义深远。

如今在瑞典，“放手”这一概念常常被用来指代政府对文化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支持，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应否认，政府推广的某些基本理念和价值观是有可取之处的。换言之，政府的作用在于制定一个牢固根植于人民、文化主体完全自由的宏观框架。

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我理想中的国家应该体现《世界人权宣言》等所表达的基本文明价值观。政府的责任是维护所有人的平等，不论性别、宗教、政治信仰和性取向。

文化的发展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力量，更需要政府的支持。如果用于文化发展的资金完全由市场支配，将导致大众文化全盘商业化，挤压甚至垄断小众文化的发展空间。因此，严肃文学、戏剧、电影和歌剧需要政府的支持，政府提供的无条件支持对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至关重要。

我认为，对儿童文化的支持也尤为重要。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培养儿童对文学、艺术、音乐等的兴趣，这对于维护和发展良好的社会氛围也至关重要。

我知道在中国，关于“人文精神的堕落”的讨论很多。我个人认为，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群众的人文精神培育是一项重要任务。建立健全强大的制度对社会尤为重要，但这还不够，群众也应当有富足的精神文化生活。缺乏精神文化，社会制度就无法按照我们的意愿运作。我个人越发坚信儒家所说的“修养”对于一个良好社会的核心价值。在这方面，我认为儒家传统在现代社会可以发挥非常有意义的作用。

访谈采访人徐淑瑜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2018届毕业生，毕业后任职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从事地方性法规制定工作，现为驻外工作人员。

重温、知新——徐淑瑜

接到学堂关于与罗多弼教授的书面访谈邀约后，我频频感慨“时节如流”越发有了实感，研究生入学与“中国与世界：关注、探讨与展望”论坛竟都已过去九年之久，当年有幸翻译王赓武教授与罗多弼教授的论坛讲稿。入学后得益于学堂提供的跨文化学术环境，我未出国门便能与来自全球的著名学者、青年学子交流对话，在诸多文化交融与碰撞中求同存异。

这篇罗多弼教授的《中华文化：遗产与未来》论坛讲稿，有如历经一次鞭辟入里的文化自省。此番重温旧作对比今昔，深觉文中观点历久弥新堪为远见。虽然当下由文化差异与冲突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依然存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渊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然成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价值取向。正如教授文中所言：“达成全球伦理的跨文化共识，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智力和外交挑战之一”。于我而言，如何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开展工作，也是一项常学常新的重要命题。

文字整理：徐淑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