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7日晚，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为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带来了题为“清代税赋的意识形态基础”（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Qing Taxation）的讲座。本次讲座为燕京学堂2022-2023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十讲，由燕京学堂副院长Brent Haas主持。

采访札记

在讲座之前，张泰苏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张教授首先谈到他研究的几个领域所经历的范式转变。大概40-50年前，作为主流的韦伯主义经济学家们相信，不同国家的经济差异的核心来源是个体的文化差异。有的国家比别的国家在个体经济层面上更为理性。40年前的实证研究推翻了这种韦伯文化范式，并提出了一种新结论：不同国家在最微观的个体经济行为层面上并没有本质差别。此后的40年里，占绝对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本质上奉行了这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他们不承认人的非理性行为的价值。他们最核心的研究范式是：不同的外部环境对同样理性的经济个体造成了制度差异或宏观经济差异。因此，研究范式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文化自上至下贯穿整个经济体的假设，演化成文化自上至下不在任何地方出现的假设。

张教授介绍了自己的理论出发点。他认为以上两种范式都有其局限性。他认同当下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比传统的文化范式在理论上更精准，更容易验证，作为理论本身有其优势，但也会遇到明显的实证壁垒。这时就需要重新以某些结构化的方式把非经济理性的因素，包括文化因素重新接纳进来。但接纳的方式并不是把传统的无所不包的文化理论去和经济学理论强行融合，而是在接受大范畴的经济理性的前提之下，在和它有契合可能的某几个节点上安插一些文化的枝节，从而使整个理论产生本质上的变化。张教授认为，应尽量以一种对经济学友好的方式起步，这是因为他根据自己的实证研究观察发现，绝大部分个体在绝大部分时间段的行为都可以称得上理性。但为数不多的非理性因素，所产生的影响长期而深远。这就好像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之后，会在几公里外产生一场风暴。真正的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找这个蝴蝶，而不是把蝴蝶夸大成整个世界。

接着，张教授谈到自己的跨文化成长经历及其对自己专业和职业选择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环境的产物。张教授的父亲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所从事的是现象学研究，因此对纯粹的数与理性怀有一种不信任的姿态。张教授生长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公立教育体系之下，在理科相对于文科占绝对优势的大环境之中，他也曾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理科上。家庭和外部大环境之间存在着张力，他也始终被不同的力量拉扯。这种摇摆一直到高中毕业时仍在不停加剧。在父辈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他对文科越来越深的了解下，他发现文科世界的色彩是如此缤纷灿烂，比理科世界对他有更大的吸引力。但同时，他也不希望就此放弃理科，希望尽可能地做到文理兼顾。

到国外后，他在学习过程中慢慢发现自己在文科方面更具天赋，与文科领域更加契合。出于对结构性思考的天然喜爱，他选择了法学和历史。张教授指出，法学和历史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方法很像。它们都是缺乏自己独有理论范式的多学科交叉项目。法学没有其最深层的理论，它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字解读学交叉的一门学科。历史是一个以实证为主的知识领域，历史理论也都来自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所以，某种程度上，法学和历史的多学科交叉的思维方式非常像。因此，在张教授的经验中，两者的结合也就很顺畅。

最后，张教授分享了跨学科学习的经验。他说，在当下各个领域的专精程度、内卷程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一上来就想要兼容并包不太现实，也会让人迷失。张教授建议同学们，在进行跨学科学习时，先有一个立根之处，在此基础上再添加一些新技能。要先在某种程度上精通了某一个领域之后，再根据研究的必要，去接受其他领域。他建议同学们，如果想进行多学科交叉学习，在本科阶段可以多选择一些课程，丰富自己的体验。而如果真的想走科研这条道路，一开始要先专精一门，之后再因地制宜，以“拿来主义”的方法，在需要什么东西时临时去补，在短期内，高效地学习，以求达到可以运用的程度。

讲座回眸

张教授从清代的积贫积弱客观状况谈起，介绍了学界对于清代财政能力薄弱一事的共识性认知，并就清代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清代与同时期其他欧亚强国（英、法、日、俄、奥等）分别加以纵向和横向的对比。张教授着重强调了清朝和其他朝代堪称“迥异”的差距，称清代财政打破了中国古代财政固有模式，并将宋代作为一个的特殊对比项，启发同学们进一步思考其中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原因。

随后，张教授向大家介绍了清代财政极其特殊的内部结构特性，亦即农业税和非农业税政策的迥异。具体而言，农业税政策在两百年间几乎完全处于“僵化”状态，而非农业税政策则随着经济增长与财政需求的增加而上扬，呈现出相对“理性”的态势。

由此，张教授引出了清代财政亟需进一步阐释和厘清的三大特征：一是极低的收入总量，18世纪中叶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业已不能满足其基本的开支诉求，这也成为国家正式能力（formal state capacity）衰落的重要原因；二是迥异于前朝的各种制度特征，清代几乎不做土地丈量、不增加农业税等历朝历代“独有”的措施使其财政体制显得“前所未有地”保守；三是农业税与非农业税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制度差异。张教授启发大家进一步深入思考：清政府为何在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的两百年间始终拒绝增加农业税？

针对这一问题，张教授介绍了既有的几种学术解释：一是清政府不需要增加农业税，二是清政府没有能力增加农业税，三是清政府内部缺乏增加农业税所需要的基本共识。他强调，这三种释读方法均存在不尽周严之处。具体而言，第一种解读虽颇受学者推崇和欢迎，但却难以解释1840年后的政策，更难以合理解读中日之间的差异；第二种解读认为清政府缺乏增加农业税的行政能力，强行增收会导致制度崩溃或者社会动荡，但20世纪初的税收改革证伪了这种解读；第三种解读则具体区分了两种变型，以经济自利理性为前提假设，称清政府不加税是由于不符合权贵阶层经济利益，但该模型并不足以形成自洽逻辑，因而有必要引入意识形态或文化因素。

对此，有些学者认为清代的财政保守主义源于儒家政治传统里的“不言利”观念，但张教授旋即指出，该问题的肯綮之处是，“不言利”理念在中国士大夫群体中传承两千年之久，缘何直至清代才有政权坚持“永不加赋”？清代的政治理念变化究竟是什么，是否与满族人的异族统治有关？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理论可能性？

围绕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张教授为同学们介绍了明清之际的意识形态转型。他将意识形态区分为两种维度，一为规范/道德维度，一为描述/实证维度。清政府对实体利益的重视程度超过道德号召，当两种维度相辅相成，意识形态对政治的影响最为强大。

就明清转型的重要原因而言，明代之前并无大一统汉族王朝被农民起义直接击垮的先例，因而明的覆灭将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叙事中的地位推向了新的高潮。但值得深思的是，明代覆灭与加赋之间的关联性似乎并不明朗。考虑到现象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明亡于重税”并非某种显而易见的共识，但在清初却被众多士大夫奉若圭臬、视若真言，或可被界定为某种“群体性认知偏见”（cognitive biases）。明代中后期的财政保守主义言论往往是“规范性”的，以“言利”等原则性的道德谴责作为主体，相对而言缺失清晰且强有力的实施预测。相比之下，清初的财政言论以经验教训和事实预测为主体，道德层面的谴责被刻意淡化甚或排斥。相比于“君子不言利”“加赋不仁”等论点，“加赋导致覆灭”无疑是更有效的观念，并统摄了清代的现实主义政治观。

申而论之，张教授为大家介绍了上述清代的错误事实认知为何能“续命良久”，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逻辑性。亦即若要推翻“实证性”财政保守主义的范式，需要以新的事实认知作为前提，但此类事实认知在清代禁止清丈的环境下罕有发生。直至辛丑条约签订后，巨额赔款的压力使传统的保守主义财政模式难以维系，当权者逐渐提升农业税税额，保守主义逐步让位于“大政府主义”的新范式。

论毕史实内容及相关分析，张教授引导同学们深入思考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及覆灭历程，辨析高强度的意识形态认知是如何限制政治决策与制度建构的，二者是否可脱离、应脱离。讲座至此圆满落幕。

师生互动

Q: 请问张教授是否认为导致1913年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建立联邦所得税）的政治因素可以与清朝最终提高农业税相提并论？

A: 将美国从金本位制中剔除是一个更好的对比项。此外，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之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因此早期的案例研究并不十分合适。

Q: 请问张教授如何看待民国时期的高税收导致了乡村的劣绅化？

A: 劣绅化是一方面，但实际上税收没有高到要使农民造反，不一定高税收就会导致造反，采取不同的策略可以规避高税收带来的风险。

采访/文字：李独怡

讲座内容整理：于之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