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侨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美国学生Joe Mazur，了解了他在燕京学堂近一年的学习生活故事。
原文标题：燕京学堂的美国人：在这里理解中国
作者:陆之迅
2014年北京大学提出“燕京学堂”（Yenching Academy）计划，这是一个“中国学”硕士学位项目（Master of China Studies），旨在吸引全球范围内的优秀学生在全球化语境中认识和了解中国。
今年，燕京学堂的第一届90多名学生在这里已学习一年，而他们中有23名都来自美国。美国人Joe Mazur就是其中之一。
旅行结缘
Joe Mazur在被他称为“美国的内蒙古”的蒙大拿州长大，“地域广阔，有很美的自然风光，但是人口稀少，发展也不如其他地区”，Joe Mazur这样介绍到。所以，他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中国文化。
高中时期的他学习很努力，他的父母和他有一个交易——如果他被一个顶尖大学以优厚的奖学金录取，他们将资助Joe Mazur的毕业旅行。
因为资金有限，而他又想玩的时间可以足够长，所以他选择了亚洲，“相比于欧洲，来亚洲旅游没有那么贵，”Joe Mazur很坦诚。旅行历时九个月，而他在中国的时间有六周。这次旅行激起了他对于中国的兴趣。
他和其他游客不太一样，比如，他选择乘船从日本到天津，再由天津去了北京。
在北京时，他突然想到，他认识的一个中国老师似乎在甘肃，那位老师曾经到他自己的高中做过交换。“我当时都不确定他还在中国，因为我们其实也不是很熟，但我还是试着联系了一下他。”这个有点任性的boy就给那位老师发了一份邮件，问可不可以去甘肃找他。那位老师给他回复了，邀请他去甘肃。于是，Joe Mazur从北京去了甘肃，老师的学校是在离兰州还挺远的一个小镇。他在那边待了几天，和高中学生聊天。
离开甘肃后，他又去了西安、上海和香港。他比一般的美国游客要敏感，这次旅行不仅让他被中国的独特性深深吸引，而且，他也注意到了中国的发展方式和地区之间巨大的差异。“中国有很现代的城市，像上海，它在很多地方可能和任何一个欧美的国际大都市没有什么不同，但甘肃，就很不一样。这一切都很有意思，所以我想了解更多。”Joe Mazur这样说。
初入燕园
Joe Mazur选择的是政治与国际关系方向，而这个方向的课程则改变了他对中国外交和中国如何看世界的固有印象。
他很喜欢上学期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老师开的《中国外交》，“这门课没有侧重于某一个双边关系，而是关于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这让我了解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是像很多美国人想象的那样，仅由领导人拍板，而是，不同部门会关注到不同的因素，并且把不同的动机带到政策制定中，最终才会形成政策”。
他的硕士论文将研究中国-缅甸关系，在Joe Mazur看来，对于中缅关系而言，现在是很有意思的节点。在他看来，长期以来，缅甸很依赖于中国的援助。但现在由于缅甸内部的政治改革，西方对缅甸的制裁减少，所以将来缅甸是会与中国持续保持密切关系或是向美国或者欧洲倾斜，“这个研究起来将会很有意思”。
而至于很多人质疑“中国学硕士是否可以在一年里完成”，Joe Mazur也有所耳闻。他很坦然地面对这方面的指责，“课程本身很有趣而且确实会更有利于我理解中国。当然我们很难像中国人一样理解中国，但我认为相比于其他外国人我们在很多关于中国的议题上有更多的了解和更准确的认知”。
“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在这搞派对和享乐，”他语速变快了点，“来这里的外国学生都是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希望能够学习更多关于中国的知识，希望以开放的心态将自己浸染到一个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我们对学习保持着严肃的态度。”
尽管Joe Mazur认为很多北大其他师生对于燕京学堂的指责不公平，但他还是在努力融入北大，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燕京学堂。在他看来，北大学生的身份和燕京学子的身份对自己都很重要。
然而，他坦承融入北大的大环境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因为燕京学堂的学生和其他学生没有很多一起上的课，而且所有燕京学堂的学生也都住在勺园，所以融合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
燕京学堂的学生组织了很多活动来建立自己和北大其他院系学生的纽带。
“我们还有一个英式足球队，会和其他院系一起比赛。我们的足球队踢得不好，但它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成为北大的一部分。”Joe Mazur介绍道。
哈佛时光
旅行结束，Joe Mazur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本科。当时他被要求选一门外语，因为对中国感兴趣，他选择了中文。
在历史学习和东亚研究的双重影响下，他对中国现代史很是着迷。而其中清末到民国早期的那段历史又是他最感兴趣的，“那个时代，新旧力量在争斗，尝试决定中国未来要走的道路。有很多不同的人他们持有不同的想法，这些想法激烈碰撞，”他这样解释道。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Joe Mazur对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有敏锐的洞察力，他认为不同理念包括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碰撞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在持续，“中国人需要调和它们，并摸索出适合自己的道路”。他认为这个摸索的过程会很艰难，因为“中国很难找到一个范本，所以中国很大程度上在自己做试验。它现在走的和西方国家不一样，也和亚洲其他国家不一样。它的独特性让它很有趣，但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也会很艰辛，摸着石头过河”。
Joe Mazur对在那段风云际会的历史中尝试作出变革的人们格外敬佩，在他看来，他们“拥有智识的勇气”。
比如，光绪皇帝，“他的故事很具有悲剧性，他努力去实现他认为正确、对社会有利的东西，可是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这并不可能”。还有康有为和梁启超，Joe Mazur认为“他们的命运都具有悲剧性，但他们勇于向悲剧的命运挑战，和光绪一样，也是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实施一些难以被实现的理想”。
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关注日据时期在香港的英军反抗组织——英军服务团（British army aid group）。他原来希望能做关于大陆的研究，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需要一手材料，“而如果我研究大陆，在语言和其他获得一手材料方面都会存在很大问题。但我希望更加深度地研究，所以选择了这个方向”。
除了做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以外，他也积极参与到哈佛很多与中国有关的活动当中，有不少活动在中国举行，“所以，几乎每个夏天我都回到中国，而哈佛可以提供资金支持，这让我能够承受得起”。而当他来中国的次数越多，他对这个国家的兴趣就越发浓厚，他也越想了解更多，“这是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
在哈佛的最后一年，Joe Mazur开始想以后该做什么。为此，他咨询了哈佛就业指导处的意见，由此知道了燕京学堂，“我觉得它在每个方面都很符合我的期待，所以我申请了，然后很幸运地被录取”。他对此表示很骄傲，“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申请者以及多大比例的申请者最终被录取，但我现在的同学都很优秀，所以我猜，当时的录取应该竞争非常激烈”。
理解差异
Joe Mazur认为燕京学堂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课程和学习中文的机会，燕京学子也收获了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在燕京学堂的这一年是非常奇妙的一年，即使是对于像我这种之前已经来中国五六次的人而言，这样的经历依然很不同，在这一年里我依然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我作为游客时不能体验到的。”他这样说。
比如他发现中美两国人际关系的微妙不同。在美国，在一般意义上的人与人交往过程中，会有一个亲近程度的基线。“如果我去买杯咖啡，我和营业员会互相很热情地打招呼，”他举了一个例子，“在美国社会中，会有一种大家都认可接受并且在践行的友善的公共氛围”。而在中国，他认为，人们当然也很友善，但是，“比如我去买东西，我和营业员之间只会有一种商业交易的互动，我们不会热情地互相打招呼”。他发现，“如果中国人开始把我当做朋友，我们之间的亲密度会超过在美国朋友亲密的程度，在美国，私人关系一般不会很深入”。
在Joe Mazur看来，差异不意味着孰优孰劣，但他在北京生活遇到的挑战往往来自繁琐的行政官僚体系，他认为这是需要改进的地方。“燕京学堂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来简化官僚程序，但繁琐的行政体系的影响依然存在。比如报销，那是一场噩梦。但这不是燕京学堂本身的原因，这和更高级别的程序有关。”
他对官僚制度有所不满，但也尝试理解这种差异。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认为自己要在两方面取得平衡。一方面，“我需要接受中国很与众不同的事实，中国也有自己做事的一套方式与规则，我也不想强加自己的观点；但另一方面，有些做事的方式会让我觉得，它没有必要这样繁琐”。
在中国学习与生活使他“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他可以看到中国比较好的实践，也可以看到西方做得比较好的方面，“我理解他们采取不同方式的道理之所在，并且我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与职业道路中，我可以综合这两者”。
Joe Mazur相信，每一个国家在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都有好的实践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在国外读书与生活可以让我更容易发现你所在的国家和你的祖国的优缺点，从而我可以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心态也会更加开放”。
至于未来，Joe Mazur将会在中国多待一个学期，这样他至少有半年的时间来做毕业论文。“这个项目比较灵活，可以长至两年，有同学会期末结束就离开，但有些像我一样待一年半，这看个人选择。”他解释到。
而硕士毕业以后，他会和其他的燕京学子一起做美国本科留学的咨询工作，“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多这样的咨询机构，所以我们会面临很大竞争，因此需要找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
***以上文字来源于《侨报》，点击链接查看原文http://news.uschinapress.com/2016/0602/1066301.shtml#0-tsina-1-2964-397232819ff9a47a7b7e80a40613cf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