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意与大时代——Peter Hessler谈上埃及地区的中国商人

2019年11月14日,著名记者、作家、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助理教授Peter Hessler(何伟)在成都高新区中国-欧洲中心报告厅作了题为“上埃及地区的中国商人”(The Chinese Lingerie Dealers of Upper Egypt)的讲座。Hessler老师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再现了他在埃及生活时遇到的中国商人的故事,也分享了自己对埃及、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思考。此次讲座是北京大学燕京学堂2019-2020学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三讲。


讲座开始前,我们与Hessler老师谈了谈他的中国和埃及故事,以及他对燕京学堂青年学生们的寄语。


采访中,Hessler老师回忆起自己多年前刚来中国的经历。1994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他第一次以旅行的方式来到中国,那时的他对中国一无所知,但他很快发现自己被这个国家深深吸引,并于1996年正式定居中国。对比自己第一次来中国和现状,他觉得社会中层阶级扩大,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及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程度都是他未料到的。

谈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Hessler老师回忆分享了一段经历。他曾在重庆涪陵教英语,当时所教的学生许多都来自偏僻的农村,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朝气蓬勃,充满好奇,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最终大多数人都离开了家乡,留在了城市,成为新一代的城市居民。他们也是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缩影。人口迁移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和标志之一。

 

在问及中国与埃及两国现代化进程的差别时,Hessler老师表示,两国文化和经济结构有着巨大差异。相比埃及,中国文明的发展演变更呈直线持续性,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更加灵活,更有塑造性和更强的适应能力。以改革开放为例,中国的发展更与时俱进,对外界和周遭的变化能作出更迅速的反应和应对。相比埃及,更多的中国女性进入到职场中,男性对工作女性的普遍支持程度也更高。

Hessler作为一名记者,近距离观察小商贩们的生活,了解他们贩卖的商品以及他们和当地人互动交流的情景。同时,他也对比了中国商人在埃及的私营活动和中国政府在埃及的公共行为,如红海附近的开发区建设,埃及新行政首府的建设等大型公共项目。


采访最后,Hessler老师寄语燕京学堂的同学们,要想做好跨文化交流和学习,语言能力至关重要。比起上一代,现在的年轻人起步早,有更好的条件和机会学习新的语言,而学好语言可以更好地让他们了解当地的人民和文化。同时,他鼓励大家去北京、上海之外的中国其它城市看看。他很幸运自己曾在涪陵这样的小城居住过,这段经历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了这个国家。


讲座回眸


本次讲座以上埃及地区的中国商人的故事为主,探讨了中国、埃及的文化差异和社会发展的不同路线。讲座由燕京学堂学业主任陆扬主持。

首先,Hessler介绍了这项研究的缘起。2011年,他们一家搬到埃及居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上埃及(Upper Egypt)地区有一些中国商人。几番打听之下,他见到了这些在当地经营内衣店的中国人。这些内衣店售卖的大多是颜色艳丽、比较暴露的女士内衣,而上埃及地区是埃及最保守的地区之一。为什么中国商人能够在这里开拓出内衣市场呢?据Hessler介绍,这可能是因为埃及女性需要两套服装,一套在外面穿,一套私下里穿。另外,中国人甚少关注埃及文化和政治,也不管闲事,这使得埃及人能够安心地在他们的店里购买内衣。

随后,Hessler讨论了上埃及地区的中国内衣店的起源。在艾斯尤特,他找到了这个中国社团最初的开拓者——一对来自浙江温州的中年夫妻。上世纪90年代,他们听说家乡有人去埃及寻找财富,便随之来到了艾斯尤特——上埃及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在他们随身带来的商品中,女式内衣最受欢迎,因此他们开始专卖内衣。夫妻俩在艾斯尤特租下了一家店面,并请来亲戚和朋友在城里经营另外两家商店。此外,他们引进了江苏生产的流水线,对街面上堆集的废旧瓶子进行加工,再作为回收材料出售。这些材料可以被加工成线,再制作成服装,最终由城里的中国内衣店出售。

接下来,Hessler探讨了性别因素在上埃及地区的中国商人的商业活动中的作用。他表示,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中国老板常常抱怨找不到好工人,尤其是优秀的女工,因为多数女工一旦订婚或者结婚就会离厂,年轻的女工也不被父母允许住在宿舍。从这个角度来看,性别问题对中国商人来说十分关键:包括内衣商在内的一些中国商人巧妙地找到了借助性别因素获利的途径,而合作区的企业主们则因为缺乏对埃及社会的这种基本特征的了解而举步维艰。Hessler指出,按照这些中国商人的看法,埃及的根本问题或许不是政治、宗教或军事,而是家庭。


师生互动


Q:您曾分别前往中国和埃及,觉得这两个国家有哪些区别呢?

A:中国和埃及虽然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在埃及,有陌生人之间互相帮助的习惯,而在中国,人们会更加谨慎。现在的埃及社会有很大的问题,例如有大约65%的人都生活在非法建筑中,社会不安定因素很多,人们也面临在就医问题,在上埃及的时候我曾帮助一些无条件就医的小孩子去看眼科。但是中国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民生环境要好的多。过去,从涪陵去重庆要坐8小时船,而现在高铁36分钟就能到达。虽然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但其实他们很多人都已经生活在城镇,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房。

 

Q:如何将妇女社会角色的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结合在一起?

A:在中国,大部分女性都在工作。而在埃及,甚至是在美国,我的很多同学们中,女性不在职场工作。这其中有宗教原因,也有历史传统原因,但这里反映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让更多女性参加工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许多中国商人看来,正是解决埃及社会问题的方法之一。

Q: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如何影响了您个人的生活?

A: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变成了更加冷静的人。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对拥挤的人潮和快速的生活,我还有一些不适应,但是慢慢地,在适应了这里之后,我觉得自己也有了变化。在涪陵的时候,我会去茶馆看书喝茶,刚开始觉得周围环境太吵了,但后来我开始在那里跟别人聊天,练习我的中文,而我也变得更加开朗健谈。这些经历和变化都在我在埃及生活的时候给了我帮助,让我和家人更好地适应在那里。在中国的经历对我有十分深刻的影响,我相信这段经历也会影响你们的人生,祝福大家。


讲座内容整理:魏玉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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