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9日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刘国恩为燕京学堂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启示”的讲座。本次讲座是燕京学堂2019-2020学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

讲座结束后刘国恩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分享了自己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各方面影响的看法，以及他对燕京学堂学生们的期望。

在采访中，刘国恩教授谈到，健康与财富一直是人类发展的两条主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许多国家也针对“救人还是救经济”产生了讨论，其实这两点不应该对立。此次疫情的全球大爆发，再次提醒人类要学会谦虚，而未来我们在公共卫生制度的建设、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也一定会加强很多。

刘教授说，如果这次新冠疫情让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至少就中国的观察而言，我们有一个巨大的收获：那就是我们全国补上了一节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课。而国家未来在资源配置时，对医疗卫生也会有更加多的考虑。但同时，刘教授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在建设医疗卫生体系时，除了要加强预防和防控措施，也不能忽视更长期的医疗与健康问题，如其他困扰人类的非传染性的慢性病、心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等等。

谈到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不同国家的应对方式，刘教授说，与战争不同，疫情的全球爆发影响到所有人的生命，因此人们必然会去探究谁应该承担责任。把这一问题留给科学家去讨论是为了更好地防患于未然，而非对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追究责任。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讨论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自身公民的问题，而是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公民健康的问题。所以，刘教授认为，全球健康必将成为未来各个国家为解决目前的冲突而去重点关注和讨论的主题。对中国而言，我们不仅要加强公共卫生的建设，还要加大全球健康的研究。

最后，刘教授提到，学堂的同学们非常有活力，能跟老师敞开心扉地平等交流，在学堂上课自己也更加放松。希望学堂的中外同学们以后可以继续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积极参加讨论，开放的氛围能够影响到更多国内的课堂教学和成长方式，那这个贡献将是非同小可的。

讲 座 回 眸

在讲座最开始，刘国恩教授首先回顾了人类历史中健康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他引用了普雷斯顿曲线（Preston Curve），指出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预期寿命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此次疫情中，健康与收入之间的密切关系再次显现。以美国为例，疫情中美国各种族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平均收入最低的非洲裔美国人死亡率最高，平均收入最高的白种美国人死亡率最低，前者约是后者的2.5倍。

接下来，刘国恩教授对比了SARS病毒与新型冠状病毒，并说明了此次疫情格外严重的原因。他认为，从基本传染数和病例死亡率等角度来看，SARS病毒的传染性更强、致死率更高。然而，人类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了解很少，因而应对新冠疫情时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此外，新冠疫情中大量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刘教授指出，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使得传统的仅隔离感染者的防疫措施难以切断病毒的传播，而需要进行封城等措施，这使得整个社会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紧接着，刘国恩教授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如何应对新冠疫情提出了建议。他指出，在新冠疫情相关的讨论中，许多人围绕着拯救生命还是保护经济展开辩论。刘教授认为，我们不应将两者对立，保护经济发展也是保障生命安全——如果经济出现问题，人们的生计也难以维持。生命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权衡一直存在，人们要做的是对于相关防疫措施的程度和范围进行更加严谨的调研和研究。

最后，刘国恩教授讨论了人类世界如何共同抗击新冠疫情。他认为，此次新冠疫情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在疫苗开发等抗击疫情工作中，国际合作显得至关重要。

师 生 互 动

Q：您在讲座中提到，新冠疫情引起的死亡人数低于许多其他疾病或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但是其他许多疾病和交通事故是不具有感染性的。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A：这个问题很好。在这里，我们主要比较的是风险。不论一种疾病或者事故是否具有传染性，都意味着人们面临着无法阻止或者预防的风险，风险的存在是我们对它们进行比较的基础。

Q：请问您觉得此次疫情过后，中国的公共卫生政策会不会发生改变？

A：中国目前的防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在此次疫情中，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而疫情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共卫生政策的热烈讨论。我相信，今后中国将更加重视卫生政策，向公共卫生领域提供更多的资源，中国卫生政策领域的研究也有望更上一层楼。

讲座内容整理：魏玉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