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一直致力于为所有同学搭建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今年由于疫情的关系，同学们无法相聚在静园，也少了许多机会了解自己的“师兄师姐”。
近日，我们采访了2020届毕业生、目前正在剑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的梁坤，请她分享与学堂结缘的故事，特别是在实地调研中对于故乡、中国和世界的感悟。
结缘与探索
大三下学期我在伯克利交换，整日孜孜不倦地穿梭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全球研究系的课堂。那是我第一次在异乡生活，虽然所接触的日常和学术与以往都有很大不同，但个人探索世界的方式往往来自于与自己以往经历的比较，所以在与未知撞击的过程中，对于“自我”的感知也越发深刻，和自我反省同伴而来的是一种质疑与不确信。
我在“亚洲研究”的课上学习中国以及亚洲的近现代史，在人类学课上探究中国人的性别分工与家庭结构，接触的材料越广泛，脑海中对于“中国”的谜团也越来越大。这才发现，我对于这个承载了我的基因血脉与年少记忆的国度，实在是知之甚少。
当时刚好面临升学的选择，某天无意中看到北大燕京学堂的招生通知，“中国学”三个字瞬间击中了我。学期末坐在东亚图书馆完成了网络申请，回国后参加了两轮面试，之后如愿以偿地在北大踏上了对于“中国”的探索之路。
故乡与他乡
在北大的两年无疑是丰富而充实的。燕京学堂给予了学生很大的自由，使得我们有机会去接触全北大范围内的学术资源，并根据自己的兴趣广泛地展开田野研究。
研究生一年级的春天，我和“转型中的中国”课程小组的成员，来到了广西距离桂林两个小时车程的一个侗族村落。这个村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建筑风格极具个性。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十分融洽，夜晚经常看见女人们围在一起，排练歌舞或琵琶。民风也淳朴，谁家来了客人，四方邻居都会带着硬菜上门以示欢迎。当地盛产糯米和茶油，依山傍水，村口有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风雨桥，夜晚还有满天繁星，可以听流水潺潺。
调研伊始，村民们在一开始表现出来的状态也是快乐而自在。只是平静生活的背后也是波涛暗涌的矛盾与张力。在村中几天，却鲜少见到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问一位当地的姐姐，答曰：“能出去的都出去了。”又问：“是否会考虑回来？”答：“绝对不会。”
在近三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得经济、教育、生活机会也不均等。位处中部的乡村既缺少历史上的积累，也缺少现代的发展机会。人们背井离乡，投身到现代化的建设之中。有些人通过教育、婚姻等形式完成了自己的蜕变，而更多人由于结构性因素和自身能力的局限，以出卖劳动力换取进入商业社会的筹码，以在社会上求得一席之地。有些人选择背井离乡，也有人选择回归故里。
乡民与移民
在云南大理喜洲做有关返乡移民的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了与广南村截然不同的现象。当地的青年虽然也有年少离家，但很多也愿意留下来，一是因为家乡的生活和发展机会不少，二是因为对家庭和家乡的羁绊依然存在。
“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大理成为了一个理想生活的代名词，许多大城市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定居。外来移民的到来一方面叨扰了当地人的平静的生活，另一方面也给当地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新的观念。
不过很多时候人们对一个地方的了解都只来源于自己所看到的和所体会的，不同的人即便是面对同样的境况，其生命体验也不一定相同。况且地方的变迁迅速，在不同元素的交汇过程中又排列出许多新的可能。
新中国成立前夕，许烺光先生在喜洲调研后写下了《祖荫下》。几十年后，作者所描述的，和我所窥见到的喜洲也大不相同。彼时在内忧外患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曾经可能千年都不曾变动过的亲子关系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在短时间内被新思潮取代。比如书中写当地人多被汉化，但我自己所看到的是人们对白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很强；再比如在男女地位上，可能是因为现在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以往不同了，妇女除了在家庭中承担相夫教子的功能，还成为了社会人，在社会中承担功能。
传统与现代
在北大的两年，“中国”在我心中从一个清晰的、不容争辩的实体，变成了与世界交融着、且不断变化的存在。在学校，从书本和理论中，我获得了看待世界的一套基本框架，其后又在调研以及跨文化交往中，不断地打破既有的观点，从而把自己抛向更深更远的困惑之中。
奇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里写：“成为现代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情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苦。现代化把人变成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
对于某些人而言，现代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悲惨的祸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流动、变迁、离乡与再社会化是当代人不可逃脱的命运。在此过程中，对于自我的认知，对差异的探索，对稳定的追求，都一定会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以及在短暂的人生中所需要攻克的难题。
飞机、高铁、汽车可以轻而易举地到达每一个人的家乡，但是乡愁却依然在变化的社会秩序中萦绕在每一个人的心头。过往或许会在变化中褪去了物质的外衣，但也会在个体身上留下难以察觉的烙印。未来总是从过去和现实中长出来的。过去可变，现在也可变，而变化则指向未来。
反思与追寻
我曾汲汲于寻求一个答案：我何以为我？中国何以为中国？
我一度对这两个问题充满了笃定，自豪于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自豪于这个身份背后的文化沉淀。只是随着与现实的交汇加深，我也变得矛盾而犹豫：自我的观点不足以描述复杂而变化着的现实，概念化的认知反倒会加剧隔阂与偏见。
在燕京学堂——这个无比多元的环境中，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一起尝试认识中国。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重建的过程。在与外国同学的讨论中，在一次次的实地观察与调研中，我逐渐意识到，流动虽然给人带来身份认同上的混乱，但跨越边界的举动本身就能带来新的视野。
与过去和“自我”拉开距离也给人以反省和审视的机会，而若个体在其中能掌握主动权，在认清现实的基础上，为改变自己的境况而付出踏踏实实的努力，认清来路，在不同的人群中始终保持鲜活，也是流动所不可取代的优势。
或许变化与流动本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与要求，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使得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再被局限在界限之内。每天都有新的、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群体和文化不断地形成和重建。人们生活在一种早已实际存在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
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也是一个嵌入于世界之中的变化的存在。
与其去寻求一个有关“中国是什么”的抽象答案，不如对经验的复杂性保持基本的觉知，对既存的解释和立场进行反思。在不断的反思中，寻求改变的可能。
* 文中图片由梁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