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微知著——许杰“探案”三星堆文明

2021年6月17日下午,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许杰为燕京学堂的师生带来了题为“见微知著: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态度与方法”(From Micro to Macro:Attitude and Method in Studying the Sanxingdui Civilization)的线上讲座。本次讲座由燕京学堂学业主任陆扬教授主持,是燕京学堂2020-2021学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八讲。

   

讲座之后,许杰馆长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许馆长谈道,考古就像侦破疑案。首先,我们所面临的证据都是不完整的。同时,考古研究者对现场的整体了解,以及“侦破”疑案的严谨性至关重要。当前学术研究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急于下结论。今年三星堆的考古挖掘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多年前关于三星堆的一些研究假设得到了证实。例如,第一,他认为三星堆应该有木雕和木构建筑传统,本次挖掘成果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一些实证。第二,虽然目前考古人员没能获得完整保存下来的衣帛,但找到了纺织品焚烧的痕迹和证据。第三,顶尊人像的出土证实了他的假设,即尊是从长江中游“进口”到三星堆的。许馆长认为,学者应该具有“有证据的想象力”。严谨的态度与细致的观察,能让考古工作像破案一样,逐步接近真相。今年三星堆的挖掘工作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得到了一些之前的挖掘未能获得的材料,另外也补充验证了以前得出的结论。

同时,许馆长谈及了现代科技在当今考古工作中的作用。他认为借助最新科技的力量,不管是对青铜器等容器的断代,还是对土壤的研究等,现在的考古条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好科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本身并不能提供给我们答案,关键在于我们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诊断并解决问题。

讲 座 回 眸

作为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三星堆遗址1986年的发掘成果包括大型城址和两个充满祭祀用品的器物坑,祭祀用品中既有学者熟知的青铜容器和各类玉器,更有前所未见、造型夸张的造像,这些都引起了人们对三星堆文明的关注与猜想。关于三星堆文明的来源有两种常见猜测:由于文物中的鱼、鸟以及外凸的眼睛等元素和传说中古蜀王的形象非常相似,有人相信三星堆遗迹是古蜀国文明的记录;此外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金杖、金面具等遗物,和埃及、中西亚等多个国家地区的文物风格有相似性,这也为古代跨地区文明交流的可能性提供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对于这些假说,许杰馆长保持谨慎态度,他指出了传世文献在考古推断上的不可靠性,并强调从考古角度解读文明需要严谨、确凿的证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通过展示具体案例,许馆长在讲座中带领大家走近考古学的研究“现场”,详细解释了考察制作技术与观察比对、还原现场这两种考古研究方法的具体应用。

图片首先从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出发,许杰馆长基于具体的青铜雕塑为我们解释了三星堆陶制块范铸造技术的来源、使用方法和文化内涵。他指出,一方面三星堆和中原出土文物在制作技术上有着明显的相似度;另一方面,相比于中原流行的复杂铸工,三星堆的青铜器体现了一种“简单铸型偏好”,即用多件容易铸造的部分组成复杂的器具。由此,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既受到了中原技术传播的影响,又体现了其独有的技术特征。

接下来许杰馆长指出,在考古研究中,对各种线索细致、严谨、有机的考察能够帮助我们还原现场,获得更多信息。在这种视角的具体应用上,考古工作者能通过证据恢复出土器物最初的空间关系。许馆长提示我们注意器物坑中掩埋方式的几个特征——掩埋层次上的有序性和器物被破坏的样态,这些线索都指出三星堆文物在是在被打碎和焚烧后,再转移到坑内进行填埋的,此类仪式性的有意行为或说明了三星堆的祭祀坑性质。


同时,佐以丰富的图片资料,许杰馆长从多角度展示了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造型特征,并基于实物形态分析了三星堆文明时期可能拥有的艺术传统。将三星堆青铜器分为人物、神灵和动植物两类图像主题的作品。他对青铜大立人、神坛、人首鸟身像、神树等文物在器形、器用、纹饰等方面的特点与相互联系作出说明,并推测这些青铜像背后可能存在发达的纺织和木雕传统。此外,三星堆文物独特的形态和表情刻画方式也是其非凡艺术成就的写证——三星堆青铜器的平面造型艺术或许能够达到三维立体构型的效果。基于这些发现,许馆长再次强调,艺术学与科学能为考古学提供新的理论框架与技术手段,考古工作就如同侦探破案,需要考古工作者对丰富的证据抽丝剥茧,合理利用想象以填补历史的空白。

在讲座的最后,许杰馆长为大家带来了三星堆发掘现场的最新动态。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宣布又有6个新的“祭祀坑”被发现于三星堆。新出土的遗物、遗迹丰富了已有的研究材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三星堆物质文化形态的了解。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等现代科技手段的引入使三星堆考古工作能在发掘、研究与保护三个面向上做到有效结合,更展现了中国在考古技术上取得的进步。

讲座内容整理:雷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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