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接受《解放日报》采访，讲述在古老燕园中来自世界各地优秀年轻人的“中国故事”。
走进中国，读懂中国——专访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
作者：徐蓓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回信，鼓励在华国际学生“多到中国各地走走看看，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
据统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在外国留学生眼中，究竟何为中国？如何沟通中国与世界？这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篇大文章。
本报记者为此专访了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听她讲述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青年的“中国故事”。
袁明，现任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1979年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学习；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英国牛津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和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
他们刚来中国的时候，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不同的中国印象
北京大学静园三院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朱门灰瓦，京味十足。
燕京学堂的学子们来自全世界79个国家和地区，各种肤色、各种长相的学生穿梭其间，与这座京派小院形成了绝妙的反差。
燕京学堂是一个学制为两年的硕士研究生项目。自2014年5月启动以来，共有656名硕士研究生从燕京学堂毕业。未来，无论这些学生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停留，他们身上都已经留下了浓浓的中国印记。
解放周末：我们很好奇，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外国留学生踊跃报考这个项目？
袁明：几乎所有来到燕京学堂的外国留学生，都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
有一个英国学生叫詹姆士，本科毕业于伦敦大学，他一开始并不会中文，但出于对中国的浓厚兴趣，报考了燕京学堂的研究生。他来燕京学堂不久，我和他喝茶聊天，他说：中国有这么多茶，龙井茶、普洱茶，还有“茶圣”陆羽，但在国际市场上，为什么中国茶竞争不过立顿红茶呢？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是一个历史感和时代感交织在一起的问题，由一位英国学生提出来，反映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他来到中国，就是希望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观察中国、深入了解中国。两年硕士毕业后，他没有回英国，一直住在北京的胡同里，现在能讲一口极为流利的中文。有一次我请他吃烤鸭，他骑着一辆摩托车就来了，一眼看去，样子和满街的“小卖哥”没什么区别。
还有一位本科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女生，中文名字叫王黎飒。她大学期间曾经到过上海，还多次探访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她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多父母给孩子找对象，后来她还以此为内容写了毕业论文。因为有这段在上海的经历，她报考了燕京学堂，希望进一步融入中国的环境，更深入了解中国人。燕京学堂的学生除了完成规定的必修课程外，还可以在北大校园里听自己感兴趣的任何课程。王黎飒就去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旁听课程，用她的话说，她想观察中国人是怎么学马克思主义的。她说：要了解当代中国，就必须懂一点马克思主义；如果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可能了解当代中国呢？我觉得她这个视角非常独特。她没有把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标签化，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当代中国的一把尺子。
这些来自全世界五大洲的学生，他们刚来中国的时候，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不同的中国印象，就像是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他们来到燕京学堂学习，就是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
解放周末：听说这些学生都是国内外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袁明：是的。他们来自全球260多所非常优秀的高校，国际生占3/4，很多学生毕业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开普敦大学、牛津大学、哥廷根大学等著名高校；中国学生占1/4，主要来自国内知名高校。我们录取的所有学生，都是先由一些国际知名高校推荐或者由学生自荐，然后通过网上面试，有好几轮面试，竞争非常激烈。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这些学生有哪些共同的特点？
袁明：燕京学堂的青年人来自全球五大洲，背景各不相同，但是根据我这些年的观察，他们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他们都是现代知识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所谓现代知识体系，就是随着现代科学出现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全世界共享的知识体系。这些来自全球五大洲的学生，在本科期间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现代知识体系的教育和培养，不少还有跨学科的特点和能力。
第二，这些学生的视野非常开阔。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现在甚至有了“00后”。我觉得他们的视野开阔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燕京学堂的学生中，很多人参加过各种国际化项目，去过很多地方，经历非常丰富。比如，有的学生曾在非洲参加过疾病防控项目，有的在中东参加过联合国维和项目，还有一位学生曾经在日本研究了一年禅宗。这些丰富的经历让他们拥有开阔的世界视野。
第三，他们普遍关注一些公共议题，比如环境问题、性别问题、公共政策问题、健康问题、教育问题等等。燕京学堂有一个很大的特色——采取集中住宿的方式，所有学生吃、住、学习都在一起。因为集中生活的缘故，这些年轻人晚上经常聚集在公共空间聊天，他们聊人类的未来，聊古今的中国，聊真正意义上的“中西会通”，聊人工智能，聊伦理人文……都是有关人类的、国家的、未来的大话题。
第四，语言能力强，尤其是英语熟练。燕京学堂是以英语来授课的，因此，所有学生都能讲一口熟练的英语。除此之外，很多学生都掌握2-3门语言，不少学生尤具天赋，最让人惊异的是有一位越南女生懂16国语言。
第五，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感兴趣。这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变化直接相关。
燕京学堂有一门必修课，叫“转型中的中国”
燕京学堂的中国研究分为6个专业方向，包括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社会、政治与国际关系。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仅有书本、老师是远远不够的。
学堂开设了一门课，叫“转型中的中国”，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这门课以移动课堂的方式，带领学生迈出课堂，赴实地调研，从切身感受里深入端详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全新样貌。
解放周末：全部用英语授课，课程又为中国研究度身定制，哪里去找合适的老师呢？
袁明：我们主要是依托北京大学的优秀教师资源，各种学科专业的北大名师学者，都是燕京学堂的授课老师。我们的办学方针是6个字：“国际化，主体性”。国际化就是视野要宽广，主体性则是指我们要把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呈现出来，也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
解放周末：北京大学在这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人才优势。
袁明：我们有一门必修课，叫“转型中的中国”。这门课是全新的，有开创性。第一年刚开始的时候，这门课是以公开课的形式上的，虽然我们请来了北大的优秀老师上课，但是听下来，学生们的反应并不太好，觉得比较沉闷。
于是，我们就去了解学生喜欢上什么课、喜欢什么样的老师。如前所说，学生们经常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到北大各处去听课。有趣的是，外国留学生向我们推荐了好几门他们感兴趣的课以及他们喜欢的老师。比如，他们喜欢听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世秋老师有关环境的课，他们还向我们推荐了大熊猫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老师。很快，这些课程都被纳入了“转型中的中国”。
我总结下来，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必须具备以下两个素质：第一，他们的视野是开阔的；第二，他们的课程内容要和学生关注的议题相契合。此外，上课的模式也变成了讨论式。学生每次上课都会向老师提出各种问题，上课成了一个互相交流的过程。这样一段时间下来，很多学生反映，“转型中的中国”成了他们最喜欢的一门课。
解放周末：这样的创新课程，做起来好像是摸着石头过河。
袁明：是的。而在我看来，要做好中国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把课堂设在中国的大地上，让年轻学生尤其是留学生们深入中国社会，把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就是根据课程内容，由导师带领学生们去全国各地调研。
比如，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先生是燕京学堂特聘的讲席教授，他开了一门课名为“全球治理和中国的作用”。当年在G20峰会、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等重大国际活动中，何亚非先生都曾在第一线工作，有着丰富的国际经验。他带着这个课程的20多位学生，来到G20杭州峰会的原址，就站在当年开会的讲台上，向学生们讲述了当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以及G20产生的经过。这比在课堂里讲课生动多了。
何亚非先生目前还兼任国际山地旅游联盟的秘书长，这个国际山地旅游联盟的总部设在中国贵州。于是，他又带着外国留学生到贵州，去看大数据中心，去看“中国天眼”，去看苗寨，去看生态农村，还看了在边远山区支教的老师们。这正是一个非常多面的、处于大转型中的中国的缩影。
环境课程的导师张世秋教授把学生们带到新疆，实地考察那里的风能发电项目。她告诉学生，风能利用既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样的教学，让学生颇受启发。有一位来自加勒比海岛国的学生说，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如果要把风能利用好，有许多地方可以向中国学习。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曙光教授长期以来一直研究农村微型金融（小额信贷），他就带着留学生一起到农村去考察基层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让学生了解真正的中国农村。
在浙江桐庐，留学生们听当地的一位女村委会主任用流利的英语介绍新农村建设情况，他们还去看了当地的污水处理系统、乡村敬老院、旧民居改建的现代民宿以及“猪栏茶座”“牛栏咖啡”等休闲娱乐设施。这些生动的当下中国故事，有时胜于一般教科书。
在这些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虽然学生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但他们一起探讨共同的问题。同时，随着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深，他们身上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生长。走进中国，使他们更加读懂了中国。
“全球青年中国论坛”，为世界青年提供了一个求同存异的舞台
“全球青年中国论坛”是燕京学堂的学生自发创办的旗舰活动。自2016年起，一年一度在春天举行。
今年4月16日至18日，第五届全球青年中国论坛在疫情之下成功举办。来自全球65个国家的155位杰出青年代表、25位行业顶尖专家与燕京学堂的同学们相聚“云端”。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同舟共济·再创未来”，这些青年人试图为这个充满分歧的世界提出解决方案。
解放周末：“全球青年中国论坛”听上去规模很大。这真的是一个完全由学生自发组织的活动吗？
袁明：确实是学生自发创办起来的，学堂只是全力支持与配合。
2016年，有10位学生共同发起成立了“全球青年中国论坛”，旨在“从多元文化视角对有关中国的议题进行跨学科对话”。发起人中，有1位是中国学生，其他9位学生来自世界各国。他们自己设置论坛的议题，自己设计会标，自己在网上征集参会成员，自己邀请论坛嘉宾。到今年，“全球青年中国论坛”已经是第五届了，我觉得它形成了燕京学堂的一种新的文化。
而且，这个论坛的规模确实很大。今年的论坛共收到了超过6000人的报名申请，创了历史新高。
解放周末：这个论坛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吗？
袁明：是的。论坛第一年的主题是“中国与世界”，英语是“China Meets the World，the World Comes to China”。我觉得这个主题设得非常好，这其实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大命题。第二年的主题是“创新：中国创新的身份（Xinnovation：China’s Identity of Innovation）”。第三年的主题是“复兴：中国在全球未来中的旅程（Renaissance：China’s Journey in a Global Future）”。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四届论坛，主题是“女性：重述中国的故事（Women：Retelling the China Stories）”。我在论坛的主旨发言中，讲述了我外婆的故事。我的外婆出生于晚清时期，在她成长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的前期，整个中国开始向现代化转型。受先进思想的启蒙，她14岁时从家里逃出去，要去上新学。为了给自己挣学费，她给校长的女儿梳了3年的辫子，最后读完了师范学校。在我小的时候，她一直告诉我，女人一定要独立。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外婆在家里订了一份杂志，就是《中国妇女》，我是读这本杂志长大的。外婆是我的人生榜样，她一直鼓励我为社会作出贡献，为中国女性赢得尊严。我觉得中国女性走过的道路，也体现了中国的一种文化自信。
燕京学堂的学生佐伊·乔丹来自美国，上海纽约大学本科毕业，她是第四届“全球青年中国论坛”组委会的联合主席。她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听了这个外婆的求学故事，她被深深地打动了。所以说，“中国故事”的魅力，是可以跨越文化的。
解放周末：您认为这个论坛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袁明：正如一位发起这个论坛的学生代表所说：人们很容易陷入自己的视角和立场，这很正常，难的是如何客观意识到自己是受局限的，并学会聆听、尊重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为世界青年提供一个求同存异的舞台，这是论坛的一个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我看到这些青年身上有一种责任感、未来感，他们能够凝聚起强大的正能量。在2017年的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燕京学堂的美国学生艾文作为毕业生代表用流利的中文发言，他讲的主题就是“君子和而不同”。本科毕业于北大物理学院的刘新宇原来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男，从燕京学堂毕业时，他说：我想去寻找比我自己更大的意义。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生命意义感。
在全球化挑战面前，回答“我们中国人是谁”这个大问题
“今日世界上，一种不同版本的叙事模式正在卷土重来——所谓的‘我们和他们’。一己与他者的关系被推到极致化，他者甚至开始变成了威胁或敌人。如英国诗人吉卜林的感叹：‘西归西，东归东，难相逢。’”
袁明在一次演讲中这样描述今日之世界。
跨越文化的藩篱，用中国话语、中国方式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探索“为世界培养了解中国的优秀人才”。这是时代赋予北大燕京学堂的使命，也是76岁的袁明追求的目标。
解放周末：燕京学堂以培养跨文化人才为己任。在您看来，跨文化人才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袁明：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说说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先生。傅高义先生于去年底去世，我们非常怀念他。我认为，他毫无疑问是跨文化学者的典范。为了写书，他生前经常来北京大学收集资料，我陪他去向一些历史系老师请教问题时，他总是带着真诚的笑容，真正做到不耻下问。
傅高义先生博学、睿智、通达、包容。我甚至觉得他有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品格特征，那是人类精神的某种遗传。同时，他也有一种中国的“君子之风”：谦虚、好学，乐于帮扶，善待别人。
2015年的深秋，傅高义85岁了，他又一次来到中国，为他的两本新书收集资料。在去西南地区的旅行途中，他突然旧病发作，到当地一家基层医院就医，并且动了手术。回到北京后，他告诉我，当时，为了减轻为他诊治的中国年轻医生的顾虑和压力，他打开手机和医生们一起“百度”，讨论病情，做手术前的准备。我问他，为什么选择在那里动手术，他说：“我信任他们。”在他眼里，信任就是以生命相托。
我觉得，懂得尊重别人，懂得尊重别人的文化，这是跨文化人才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如果心里没有尊重，其实是跨不出去的。当然，尊重别人的文化，是要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
解放周末：您今年已经76岁了，仍然奋战在第一线培养年轻的一代，这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责任或担当？
袁明：我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一眨眼，来到北京大学快要60年了。我认为，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指了一个积极图强的方向，正是“五四运动”之后，我们开始进一步接触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大气、包容，它自有一种平衡能力，有一种特别的自我修正能力，所以能够几千年传承下来。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
我自己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研究世界和中国的关系。当下，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崛起。如果放在一个全人类发展的大框架、大格局中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确实是被忽视得太久了。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总是会补上这一课的。而我们中国人自己要有一种文化自觉，也就是说，在全球化挑战面前，既有世界眼光，又能回答“我们中国人是谁”这个大问题。
中国要为人类作更大的贡献，在当下，我们不仅要这么想，更要这么做。这就是我为什么76岁还要每天迎接挑战的动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