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40周年，也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成立60周年。2025年12月3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宋新潮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带来了题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60年与中国的遗址保护”（60 Years of ICOMOS &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China）的讲座。本次讲座为燕京学堂2025—2026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八讲，由燕京学堂副院长范士明主持，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张剑葳担任与谈人。

讲座回眸

宋新潮老师系统梳理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60年的发展脉络、实践探索及其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深远影响。他指出，ICOMOS诞生于二战后人类对文明浩劫的深刻反思。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不仅造成巨大人员伤亡，更对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破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是全人类共同责任”的理念逐渐成为国际共识。1931年《雅典宪章》首次提出系统性保护原则；1964年《威尼斯宪章》则奠定了现代遗产保护的伦理基石——强调真实性、最小干预、可逆性及完整记录。次年，ICOMOS在华沙正式成立，将《威尼斯宪章》作为其纲领，标志着遗产保护从单一国家行为迈向专业化、制度化的国际合作。

作为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法定的三大咨询机构之一，ICOMOS负责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监测与管理指导。如今，该组织已发展至118个国家委员会、31个专业委员会，涵盖历史城镇村、乡土建筑、考古遗产管理、文化景观、遗产记录等多个领域，形成覆盖全球的专业网络。宋新潮特别强调，ICOMOS的角色远不止技术顾问，更是理念传播者与能力建设者——通过发布系列宪章与指南，不断拓展遗产保护的边界，促使其从最初侧重物质结构保护，逐渐转向更加以人为本、包容多元且可持续的遗产保护理念。

宋新潮指出，ICOMOS每一届大会主题的变迁清晰映射出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演进：1965–1978年，聚焦专业修复技术；1978–1990年，突出“发展”，揭示出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的联系；1990年后强调全球化、社区参与与以人为本；2017年至今则直面气候危机、全球冲突、防灾减灾等主题，彰显出“变化”这一新常态。宋新潮指出，大会主题从关注“物”到关注“人”，从探讨“专业议题”到研讨“理念”的转变，反映出国际社会60年来的巨大变迁，也体现出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全人类共同事业的意义。

宋新潮指出，ICOMOS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上的努力，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高度契合。为响应时代变革，ICOMOS专门设立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组、制定行动计划，并发布《遗产与发展行动者政策指南》，系统阐释了遗产保护与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不断拓展遗产保护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场景。

谈及中国与ICOMOS的互动，宋新潮回顾了自1993年加入以来的30多年历程。中国不仅积极申报世界遗产，更深度参与国际规则本土化：2000年发布《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系统总结了70多年中国的文物保护实践，同时积极主动吸收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探索符合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法，将文化景观、工业遗产、文化线路等新类型纳入文物保护范畴，不断扩展文物保护的内涵；建立从国家到地方的遗产监测与反应性报告制度；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使石窟寺、壁画、土遗址、出土文物保护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师生互动

Q：ICOMOS如何进行遗产价值评估，在实践中如何划定范围和进行取舍？

A：文化遗产从本质上看，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见证。根据相关公约，世界文化遗产在价值评估实践中主要基于6项标准，标准主题包括人类创造性杰作、文明交流见证、人地关系典范、重大历史事件关联等。评估核心是“突出普遍价值”（OUV），即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遍文化意义，作为人类共同的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从而对未来有所启迪和裨益。

Q：各国ICOMOS委员会是否有独特的文物保护方法？

A：差异始终存在，但共识通过对话形成。如一战墓地是否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曾在欧洲引发争议；丝绸之路申遗历时20多年，最终以“廊道”概念突破“单一路线”局限，促成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这正是ICOMOS“研究先行、协商共建”的工作逻辑。

Q：AI等新技术在遗产保护中扮演何种角色？

A：AI首先是强大工具，可用于病害诊断、虚拟复原、游客管理等。但更深远的是，AI本身也将成为未来人类遗产的一部分——它所记录的时代思维与技术轨迹，恰是后世理解21世纪文明的关键。我们需警惕技术滥用，也应拥抱其赋能遗产保护的潜力。

Q：青年群体、非专业人士等社会公众如何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A：遗产保护是全民事业。ICOMOS高度重视青年人的参与，并通过设立青年学者项目、开展专项研究及提供日常实习等途径，为青年人才加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提供畅通渠道。即使不亲身参与考古、修复等一线保护工作，公众对遗产命运的关注本身便是人类记忆传承和个人人文修养的一部分，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加大对保护事业的关注。

讲座内容整理：肇冠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