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教室里，一场关于中国社会的探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於嘉老师站在讲台上，用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案例，将中国社会的复杂与多元，一点点地展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面前。

於嘉老师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在燕京学堂开设“中国社会”课程。她从历史的长河中溯源，到当下的热点议题剖析，於嘉老师仿佛是一位领航者，引领着学生们穿梭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维度之间。她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更是一位善于启发、乐于倾听的良师益友。

对话於嘉老师

Q：在您教授的课程“中国社会”里，您用心挑选了许多研究中国不同社会层面的阅读材料，例如户籍制度、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在筛选这些材料时，您主要遵循哪些标准？如何确保它们能全面且有深度地展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A：首先我会选取经典理论文献，这些材料构建了分析社会现象的基础框架，使学生能够在比较视角下理解不同社会制度。经典理论无论对中国还是其他社会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例如在研究社会分层时，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等都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在这些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我进一步纳入针对中国特殊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文献直接探讨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与文化逻辑，有助于明确经典理论的适用边界。例如当分析中国的职业流动时，需要结合“单位”这一独特的制度因素。这些研究帮助学生认识到理论的情境敏感性，形成对中国社会运作机制的准确理解。

同时我也会不断更新学术前沿探讨，中国社会是快速发展的，过去的研究虽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可能无法反映当下的社会动态。户籍制度研究就是一个例子，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城乡二元分割与社会不平等，而近年来的研究则转向探讨城乡吸引力逆转的现象、超大城市户口获取标准的变化等新议题。

我也会注意研究方法与资料的多元互补。量化研究提供宏观图景和变化趋势，能够呈现社会现象的规模与分布；而定性研究则深入剖析现象背后的机制与意义，揭示数据之外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逻辑。例如，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上，量化研究揭示其与其他群体在学业表现、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差异，定性研究则解释这些差异背后的归属感缺失、身份认同困境与校园文化冲突。这种方法上的互补使学生能够对社会现象形成更为立体的认识。

这种多维度的材料选择策略，使学生能从理论视角理解现实，了解历史脉络的同时把握当下动态，全面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独特性。

Q：您在学堂教授的课程从历史、经济、家庭等多个维度构建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探讨框架。您认为这些维度之间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可否以某一社会现象为例阐述这种内在联系。如何帮助燕京学堂全球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

A：以教育为例，从历史维度看，文化机制影响着当代教育实践。科举制的历史传统影响了现代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体现为对高学历的广泛认可和对学业成就的普遍追求。这种根植于历史的文化价值观使教育长期以来成为个人向上流动和家庭社会地位再生产的核心途径，延续至今。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教育的经济回报显著提高，突出体现在当前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距。从社会层面看，对教育的长期重视也帮助中国积累了丰富人力资本，这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并支撑了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这一现实经济激励与历史文化传统相互强化，共同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与家庭对教育的高度投入。

家庭与教育的关系既受历史文化影响，又随经济条件变化，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变迁。家庭通过早期社会化和教育投资直接影响个体的教育获得。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教育资源兴起，家长通过购买学区房、安排课外辅导方式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影子教育”产业。这种教育投资行为既受教育回报率提升的经济驱动，也因文化传统而具有一定惯性。由于中国家庭将大量时间和经济资源投入子女教育，激烈的教育竞争增加了育儿的时间、心理与经济成本，进而影响生育意愿，最终作用于宏观人口结构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展现了中国社会多维度运作的典型模式。

因此在课程中，我们将教育置于多个模块中考察，既将其视为社会分层的结果，也作为地位获得的途径，同时还是影响个体与家庭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通过这种多维分析帮助学生理解中国社会运作的内在逻辑。

Q：燕京学堂的学生来自全球各地，文化背景差异显著。在讲授“中国社会”课程时，您如何根据学生的多元背景调整教学策略，引导不同文化视角的阐述与讨论，帮助学生突破文化认知壁垒，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深层逻辑？

A：首先，利用电影和文学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的窗口。电影和小说作为文化文本，能够直观地展现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在课程中，我选择反映中国不同时期社会变迁的电影作品，如《活着》《地久天长》《落叶归根》《出走的决心》等，通过这些作品，国际学生能够感受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城乡差异、代际关系，以及家庭转型等社会议题。同时，我也推荐具有丰富社会背景的文学作品，例如在讲解中国离婚制度的变化时，我会引入哈金的《等待》(Waiting)这本小说，它生动描绘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婚姻制度的严格限制及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课堂上我们也会组织讨论，引导不同背景的学生分享他们的观察和理解，这种视觉化和叙事化的学习方式往往能突破语言障碍，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感性认识。

其次，构建“历史连续性”的认知框架。必须将中国社会置于其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才能理解它。例如在探讨当前青年的婚恋议题时，我会带着学生追溯中国家庭政策的历史变迁——从传统父系家族结构与家庭文化，到计划生育政策，再到当前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帮助他们理解当代青年的婚姻观、择偶观、生育观以及相应的行为如何成为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历史视角使国际学生能够跳出简单的传统—现代”或者“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看到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

第三，采用“概念本土化”的教学策略。许多社会科学概念源于西方语境，直接套用于中国社会会产生偏差。所以需要引导学生重新审视这些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内涵。例如，“个体主义”在中国往往以“家庭责任牵制下的个体主义”和“不完全个体主义”形式出现，而不是西方的原子化个人；家庭的定义，也不局限于现代社会中占主导的核心家庭，还包括父母、配偶的父母、自己或配偶的兄弟姐妹，有大家族传统的延续，并且可能还存在一些性别不对称性；此外，中国家庭资源在多子女家庭中的稀释，不仅仅是数量产生平均化的稀释，而是因为子女性别、长幼而有所差别，同时也涉及代际之间的资源转移，这也是与西方不同的。通过这种概念本土化过程，学生能够发展出更为贴切的分析工具，避免简单的概念迁移。

第四，设计“交叉比较”模块，让中国学生与国际学生共同探讨相似社会议题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例如，在探讨亲密关系的变迁时，我组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分享他们所在社会中婚姻、家庭形态的特点与变化，通过比较，帮助学生认识中国亲密关系变迁的独特轨迹与共同趋势。这种对话不仅帮助国际学生理解中国的特殊性，也使中国学生通过对比反思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形成对中国家庭变迁自反性的思考与理解。

最后，创造“微观叙事与宏观分析的结合”教学模式。鼓励学生收集和分析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故事，通过个体叙事理解宏观社会结构。例如，在课程实践中，一些学生会访谈自己家庭中不同代际的成员，了解他们对亲密关系、子女教育、老年照护等问题的态度和实践，并将这些微观叙事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转型背景中解读。这种方法帮助学生看到抽象的社会变迁如何体现在具体个体的生活选择中，使他们对中国社会既有感性认识又有理性把握。

当学生们通过个体生活故事理解宏大社会变迁时，他们不仅学到了关于中国的知识，也培养了观察和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学生也能够在认识差异的同时，看到人类社会的共性问题与共同挑战，发展出既尊重中国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分析能力。

Q：您的课程中设置了大量案例教学环节，既有经典案例，也有当下社会热点案例。您是如何选取和更新这些案例的？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如何引导学生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分析，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A：在案例选择上，我主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选取能够具体化抽象概念的典型案例，二是保持案例的时效性与社会关联度。针对第一点，我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解释难以直观把握的概念或中国特有现象的案例。例如，在讲解户籍制度时，学生需要理解中国户籍不仅存在城乡差异，还有显著的地区间差异，这种多层次的差异对没有类似制度背景的国际学生来说不是很直观。所以我会分享深圳保安吴树梁的故事——他因工作表现突出获得深圳户口，随后被诊断出癌症晚期，但按规定需落户满三年后，妻子才能随迁入户。他为了让家人获得深圳户口所带来的福利保障（如低保、子女教育等）而努力延续生命。这个故事直观地展示了户口制度的运作逻辑、获取经济发达地区户口的难度以及户口相关权益的重要性。这类具体案例使抽象的制度概念变得鲜活可感，帮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理解相关概念。

对于第二点，我会注重每年更新教学案例，将当下社会热点融入课程，也鼓励学生关注中国社会动态。我会提醒学生，热点事件虽不总是具有统计学上的代表性，但它们成为公众关注焦点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通过分析热点事件，学生能够把握社会关切的变化趋势和公共讨论的形成机制。我会首先引导学生质疑案例的代表性，思考这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还是特例。同时鼓励学生分析事件背后的制度机制和社会结构因素，超越表面现象理解深层逻辑。有时候也会设计一些假设性讨论，比如“如果你遇到类似情况会如何应对”，促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问题解决能力。

Q：学生提到通过您教授的学堂课程“中国社会”，在认知中国社会的同时，也能反观自身文化。在课程设计和教学实践中，您是怎样搭建这种双向认知桥梁的？课程的开展对您的研究是否也有帮助？能否分享一些在这种认知碰撞中产生独特见解的例子？

A：在课程设计中，我主要用几种方式架起这座认知的桥梁。我喜欢用比较的方法，让学生把中国的情况和自己国家对比，例如，“在你的国家，什么职业最受欢迎？”这样的提问就可以引发关于社会价值观和职业稳定性的讨论。这也会鼓励学生反思，例如，中国学生就会提问：“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稳定的职业？”他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偏好背后可能存在着历史经验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我还会让学生基于阅读材料和自己的困惑提出问题，在学堂提供的Canvas平台上，所有学生都能看到彼此的问题，有趣的是，我经常发现他们在把自己问题发上去的同时已经开始相互讨论，或者主动回答其他同学的疑惑。这种自发的跨文化对话往往产生我未曾预想的视角碰撞。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认知碰撞发生在讨论贫困议题时。课堂上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部分学生认为过度福利会导致懒惰和依赖；而另一部分学生则强调并非所有人都有同等能力和机会去“努力工作”，虽然讨论中偶有火药味，但大家还是带着理性去各抒己见，能够彼此倾听。这次讨论与我关注的中国家庭结构变迁也有很大关联，对我的研究也有启发。我注意到，中国面临的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增多等现象，使得许多父母因育儿责任而难以在劳动力市场有理想表现，这并非个体不努力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性问题。因此，这样的家庭结构变化可能进一步带来代内和代际间不平等的增加，是很值得关注的研究问题。

还有一次，当我介绍父母对子女婚事的介入和紧密的代际关系作为中国家庭特点时，一位乌克兰学生表示共鸣，这听起来就像我家，父母也会催婚，也和成年子女保持密切联系。这个简单的课堂交流也很有启发，这提醒我警惕将某些家庭模式简单归类为“中国特色”或“东亚特征”的倾向。在授课和研究中，我也会不断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文化特殊性，什么是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共同特征？这种认识引入促使我在后续研究中更加注重比较视角，将中国家庭变迁放在全球背景下考察，并更细致地区分文化传统、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政策对家庭关系的不同影响，避免过度依赖文化的解释框架。

Q：您的研究方向涵盖婚姻与家庭、性别不平等、社会分层等诸多重要领域。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最初选择这个领域的经历？您在求学过程中，在不同院校与导师们的互动和交流想必对您的学术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非常期待听到您讲述，导师们是如何引导您逐步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塑造您独特的学术风格的。在研究过程中，您是否经历过研究方向上的重要转变？如果有，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些改变？您为此做了哪些准备？在这个过程中，您的导师是否提供了关键的支持或建议？我们很希望聆听您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能够为未来有志于学术探索与转向的学生提供参考和借鉴。

A：我的学术道路中导师的引导作用非常关键。我并非主动选择了性别与家庭这个领域,而是在硕士阶段,我的导师提到当时中国家庭的量化研究不是很多,建议我可以从家务劳动作为切入点。这是近二十年前的事，当时很少人意识到家务劳动是个重要议题。深入文献后,我发现这个领域非常有趣，涉及家庭权力互动、性别意识和制度塑造等多重维度，这成为我研究家庭与性别议题的起点。

在我第一个研究项目——家务分工研究中，我也遭遇过挫折。项目进行到一半，我发现其他研究者已经在相同方向上做了更全面的研究，还发表在顶级期刊上，这令我非常沮丧，几乎想放弃。这个时候,导师的指导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建议我考虑情境因素，并介绍了一些可用数据，促使我转向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比较研究。这一调整使我得出了有趣的结论，研究发表后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力。这次经历让我明白，研究中遇到困难时灵活转换思路很重要，总能找到新的突破口和可利用的资源。

进入博士阶段，我注意到中国婚姻状况是一个很热门的议题，当时有大量的影视作品都是这个议题，新闻媒体也经常讨论，并且在当时，中国的房价飞速攀升，也影响到人们的婚姻选择。于是我就开始研究什么因素影响人们早或晚进入婚姻，买房子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调节作用。与导师讨论后,他不仅支持这个想法,还建议我既然已经探索了制度化的婚姻，也可以研究非制度化的亲密关系形式，由此我开始了对同居的研究。除了导师的引导与鼓励，我发现关注社会热点对研究非常重要。那些看似“浪费时间”的社会观察实际上积累了对社会的理解，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对研究有启发。

我虽然没有经历方向上比较大的改变，但是也经历了不少研究的挫折，比如说研究议题不是很受到认可，曾有审稿人说我的研究根本不重要，也有师长语重心长地劝我改变方向。我认为坚持很重要，但不是盲目坚持，而是要与各领域老师广泛交流，不局限于自己的导师。跨学科学习也很有价值——我研究生时选修了很多不是自己方向的课程，还担任过政治学课程的助教，现在想想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所以我觉得学堂的学生要充分利用学堂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资源，这在全球范围都是很难得的。

学子心声

Imogen Parsley（英国，燕京学堂2024级学生）：於嘉老师的讲解既注重历史背景的铺垫，帮助我们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又对中国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做了系统全面的梳理。每次课堂，她都会提供丰富多样的文献资料，而她亲切互动式的授课方式，也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和吸收课程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这门课的期末作业是以研究计划的形式展开，这为我们接下来思考毕业论文的选题提供了非常实际的锻炼。其中，我对“宗教与民族”那个专题特别感兴趣，打算将来沿用课程中初步形成的研究思路，继续深化这方面研究。

Ignacio Barroso（西班牙，燕京学堂2024级学生）：於嘉老师的“中国社会”这门课，可以说是我在北大读书期间选过最值得的一门课。虽然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社会学，但於嘉老师讲得深入浅出，即使不是本专业的学生也能很好地理解。通过这门课，我对塑造中国社会的制度性因素——比如户籍制度、单位制，以及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想要真正理解中国，了解这些制度的历史与演变至关重要。

於嘉老师的课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不只是知识传授，更引导我们去观察、甚至参与到社会现实中来。我逐渐意识到，研究社会如何塑造人、人又如何在社会中生活，不能只看政策条文，还要关注人际关系、社会阶层和性别互动这些活生生的维度。

Aneka Rebecca Rajbhandari（尼泊尔，燕京学堂2024级学生）：於嘉老师的讲授始终富有洞见且引人入胜，让我在三小时的课堂中全程保持专注，学到很多东西。我特别喜欢老师课上分享的数据和她自己做的一些研究，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各种社会现象。她上课时注重互动，整个班的讨论氛围也很好，让我在听课之余，也能了解到其他国家相关趋势的异同。

Erdem Altan Aras（土耳其，燕京学堂2023级学生）：“中国社会”是我在燕京学堂最喜爱的课程之一。刚来中国时，我对许多中国社会议题的了解还很浅，而这门课和相关的阅读材料，正好带我走进了更深的层次。这门课上学到的内容，后来都成了我和家乡亲友聊天时最常分享的话题。这让我感觉到，自己不仅学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在向不太了解中国的人解释这些时，也反过来梳理和加深了自己的理解。

Lucas Zheng（美国，燕京学堂2023级学生）：有些老师既能透彻理解所授内容，在自身领域拥有广博而深厚的学识，又能与学生深入互动，不遗余力地引导他们在多元兴趣中走得更远。他们在各自领域走在研究前沿，同时又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能循循善诱地将学生引入复杂而敏感的议题。於嘉老师正是这样兼具两种特质的老师。

於嘉老师开设的“中国社会“课程需通过历史、文化实践、政府治理、经济模式、家庭结构与性别互动等内在关联且相互依存的维度综合解读。为此，课程以多维视角系统分析上述领域的演变逻辑与现实图景，揭示其交叉影响与深层关联，助力学生构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立体化认知框架。

文字整理：杨深深、李独怡

视频：崔潇云、吴洋、徐雨薇、Andrew Rule、李傲雪、王禹潼、沙童

策划：杜涛、苟娟、吴沛家、王实荻、王蓉、Camille Christine Thomp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