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4日上午，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王笛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师生带来了题为“麻将的力量：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权利、集体利益与城市形象”（Power of Mahjong: Individual Rights, Collective Interests, and City Image in Post-Mao China）的讲座。讲座由燕京学堂学业主任陆扬主持。本次讲座是燕京学堂2021-2022学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三讲。
讲座之后，王笛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谈及对“茶馆”以及“麻将” 的研究，他表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历来注重大问题，到了近现代，仍然延续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传统。他常思考，普通民众占中国人口95%以上，为什么历史学却不研究他们呢？帝王将相虽值得研究，但人民的作用更值得探讨。作为每一个“个人”，对历史的推动也许并不大，但其身后代表的是和他有着相似理念及意识形态的一个群体，他们可能每天都在创造历史。每天去茶馆里面喝茶的人，其实是在坚持一种文化。研究他们，就是在研究一种大众文化，在挖掘日常行为背后所蕴藏的更深刻的含义。
接下来，谈及西方文化及网红经济对传统茶馆的影响，王笛教授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茶馆本身也在不断改变、更新。当今，新的公共空间与服务场所如咖啡厅、酒吧等，或许更受年轻人的喜爱，茶馆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到这些新出现的公共空间的挑战。这样的现象逐渐出现在成都，而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可能会更加明显，我们应该正视并接受这样因新事物出现而产生的改变。当然在短时间内，茶馆不会消亡，它也许将会通过改变经营方式、服务对象等方式继续存在、发展下去。
随后，王笛教授回忆起自己的求学经历，他于1991年离开成都、赴美留学，在此之前，已经完成《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的创作。虽然这本书是关于四川的社会研究，但那时成都并不是他研究的主要着眼点。他对这个城市有一些感受，但并不能很好地提炼表达出来，也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到了美国之后，当和这个城市真正拉开了距离，很多时候是在回忆中，他逐步增进了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对任何事物想要有深刻的认识，都需要有参照系。身处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国家，才更能看清自己的文化所代表的内涵。因此到美国后，王教授才萌发了将成都作为研究对象的想法。直到今天，他研究成都，却不居住在那里，这种距离带来的新鲜感，仍为他的研究创作带来有利条件。
最后，王笛教授寄语燕京学堂的同学们，无论进行任何学科的研究创作，都不能太过狭隘，不要仅局限于自己所研究的领域，要培养多学科的思维和眼光。广泛阅读，吸取各家之理论和方法，这样才会对自己的研究有更深刻的认识。
讲 座 回 眸
王笛教授的讲座从2000年10月的一场由麻将引起的法律纠纷讲起。余女士住在一个居民小区公寓的二楼——居民委员会设立的居民活动室正上方。活动室中不分昼夜的麻将声令余女士在夜里难以入睡，甚至患上了神经衰弱。余女士就此不断向居委会投诉，甚至几番报警，但仍未得到解决。在居委会召开的居民全体会议中，绝大多数人都支持打麻将。对于这个纠纷，王笛教授指出余女士的行动明显违背了过去“个人应该服从集体”这一原则，可以理解为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是对过去既定观念的挑战。余女士最终将居委会告上法庭，指控居民活动室产生的噪音严重危害了她的健康。居委会实际上面临着两难之境，即为居民提供打麻将场所有违社会主义道德观，但却与官方定义的职能——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相契合。
随后，王笛教授介绍了国家对麻将的管控。改革开放后，麻将迅速占据人们的闲暇时光，人们戏称该现象为“麻将疯”。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冲突与暴力行为，因打麻将引起的打架斗殴、玩忽职守、医疗事故等负面影响接踵而至。官方对麻将的不支持态度常常由媒体来进行具体表达，但其实政府从未完全禁止麻将这种娱乐方式，只是对特殊的群体、时间和地点进行限定，比如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严禁在上班时间打麻将。
关于麻将的诉讼引发了更广泛的影响和思考。首先，打麻将是一种不健康的活动吗？社会应该如何平衡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节目多数嘉宾认为麻将纠纷案通过沟通解决或许是更好的方法。余女士后来迫于舆论搬出了原小区，从这可以看出，即使她赢了官司，也很难说是真正的赢家。其次，打麻将会损害成都的城市形象吗？2000年成都千年信物网络调查投票中，55%选择了麻将，只有25%选择了大熊猫。王笛教授指出，这个投票显示出实际上不少成都市民对麻将持积极态度，且麻将已成为成都这个注重生活品质的城市的名片。
在讲座的最后，王笛教授指出，“麻将疯”并非成都特有的问题，而是跨越所有年龄、所有城市的一种普遍的现象。要充分理解这一起麻将诉讼以及余女士在这之后的命运，需要综合其中所涉及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来全面考虑。
师 生 互 动
Q：中国不同地区的麻将规则有区别，请问因文化的不同以及参与者阶层的不同，麻将如何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各个地区？
A：根据我了解到的信息，麻将的规则确实有地区差异，成都的就和上海的不一样。我个人不打麻将，并不是我研究麻将就打麻将。但是总体而言，麻将规则趋于简单化，人们打麻将是为了休闲，更多依靠于运气，不依靠于人的技术。阶层差异上，有的人打麻将是单纯为了赌博，比如商人，他们会投入大额资金；但是对于下层民众和工人来说，他们虽然赌博，但是是小数额的，也会非常注重输赢，有时候会还出现冲突。对于许多中产阶级来说，在周末假期和家人一起打麻将是一种娱乐。即使是家庭内部打麻将，也涉及到赌博，因为如果不涉及钱，输赢就没意思了。从人们的实践可以看出，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有打麻将的不同理由。
Q：您是如何决定写作的内容，如何找到故事并对故事进行组织和表述的？
A：任何话题的写作都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的第一本书关于清代四川长江上游社会史。在1980年代写那本书的时候，我就关注到了茶馆等议题，但当时没有找到足够的材料来写。在读了一些书以及1990年代到成都实地参访后，我开始思考写中国微观历史的可行性。中国在这方面没有系统的资料，写作非常困难。如果我找到关于茶馆的任何资料，我就收集起来，到现在有30年了。这是逐渐积累起来的思考。
在微观历史的写作中，我们研究那些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声音的普通人，如何找到他们的声音，如何找到信息来源，会花费许多时间。我试图克服阅读材料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做田野工作。我在1997年到2003年的六年时间中进行了实地调查，写出了《茶馆笔记》。虽然大部分笔记都不会用在学术写作中，但是是非常实用的记录。田野工作在资料收集中非常重要。另外，我也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课程中受益颇多，这些课程使我逐渐开阔视野，使我决定要做下层民众、新文化史和微观历史。
讲座内容整理：冯慧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