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越来越大。过去，学英语、了解西方社会是我们教育的一部分，现在，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都应该了解中国。”当今中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又将从怎样的视角来探讨这些问题？
今天，燕京学堂《当代中国社会》课程主讲人谢宇讲授将对这些问题给出他自己的解答，并和大家分享他对于跨学科研究的理解、希望通过课程传递给学生的理念和创办“赛先生”的初衷。
谢宇：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当代中国社会》课程主讲人之一，谢宇教授是社会科学界公认的一位领军人物。他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同时任职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1996年获正教授职位，2007年被授予“Otis Dudley Duncan杰出大学讲座教授”—密歇根大学授予教师的最高荣誉。他同时还是该校统计系和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研究所的调查研究中心和人口研究中心的研究教授。他于2004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9年谢宇教授开始在北京大学担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11年担任该校“千人计划”讲座教授。谢宇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统计方法、人口学、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他在推动定量研究方法的发展上做出了重大的学术贡献，同时在社会分层、家庭、人口学等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他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有：《科学界的女性》《婚姻与同居》《美国亚裔人口统计描述》《美国的科学在衰退吗？》等。
1. 在您看来，当今中国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和需要关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巨大的，从历史上讲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会持续下去。这种变革既包括经济、社会、人口结构、家庭规模、城乡结构、公共交通、媒体网络的巨大发展，同时也有很多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在近几十年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的状况下维持了较为稳定的发展。但在这稳定的背后，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第一，当今的世界是多元的，然而中国社会还没做好应对文化多元化的准备。鸦片战争以后，反帝反修的过去、民族主义的加强、边疆问题的扰动，这些意识形态和现实存在的一切都使中国没做好应对文化多元化的准备。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从不同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否则，一方面会造成国家内部不同团体的矛盾（例如农村和城市、北方和南方、汉族与边疆、穷人和富人的矛盾。）另一方面，这也对中国与外部的周边地区，如日本、南海、东南亚、印度、欧洲、美洲的关系提出了挑战。统战是作用很有限的手段。内外矛盾不可避免的大国中国，怎么去理解，进而化解，最终承担多元文化世界中的责任，是需要更多探讨的。
第二，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政府权力不断扩大，进而导致低效的困扰。在西方社会，例如环保的问题，可以通过经济激励进行引导，通过公众宣传、宗教释义、NGO组织等方式来解决。食品安全、交通拥堵、家暴倾向等很多问题在中国都离不开政府的介入，政府介入的合法性正是关键所在。政府因为组织机构的庞大，必定不是最有效的机构，存在浪费、腐败的危机，更多的负担、更庞大的组织进一步加重问题的严重性。如何能对抗并约束过于强大的政府力量，在中国很难找到答案。
总而言之，当今中国的基层社会对待不断涌现的新事物与新思想，存在着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例如，同性恋婚姻是否合法，大家的观点肯定不一)。当下中国社会突出的特点，正是对一些基本和原则问题缺乏一种明确的规则与共识，这种共识的缺乏容易引发基层社会的混乱（举个例子，如果排队是共识，插队就不会出现，但如果排队不是共识，不插队就是吃亏）。
在大家都有不同观点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一些关于种族、宗教、外交等基本和焦点问题上，如何真正凝聚人们的共识，使大家互相尊重合作、遵守游戏规则，是一个极具考验的难题。这个问题的最好答案并不仅仅是靠国家机器的介入，因为这种情况下带来的“和谐”不是一种自动、自觉、自愿的真正和谐。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皇帝并不会下派官员到村镇一级，最多是依靠两三个县官进行治理，真正对基层社会的稳定起到作用的，往往是地方的士绅。他们通过借助家族信誉、宣扬家规风气来协调与管理一方百姓。
2. 在您主讲的燕京学堂《当代中国社会》课程的内容和形式将会是如何？您是如何在课程中实现跨学科的呢？
这个课程由我负责的社会学模块和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负责的经济学模块组成。我所承担的课程大概分两个大部分。有一部分是历史视角的社会学分析，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部分历史与我讲的社会学内容有关，历史是连续的，社会也是连续的。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单位制度，跟传统的官僚体制是有关系的，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外国欺压也有关系，从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历史是连贯的。我会用三分之一的课时回顾这些历史过程。
另外三分之二的课程是专题课，包括经济、教育、家庭、贫困、收入不平等等，我会介绍很多实证研究案例，不是完全抽象的概念，同时也会有国际的比较。要描述中国特色，没有实证、没有数据、没有比较是讲不出的。
各个专题之间将会“Mutually independent, instinctively linked”，即外部独立，内部相连。比如，当我们将收入试作一个经济现象来讨论时，一般认为，收入是人才市场对工作者的回报，在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里，工资是人才市场的价格。但在中国，情况则不同，中国不存在真正的人才市场。由于政府的影响很大，高等教育、通讯、航空、金融等重要的企业、行业被政府垄断，这对很多方面会产生影响。很多事业单位，就不是真正的最理性的经济个体，因为它的所有权不明确。所以单位领导者的利益或者积极性并不在于把职员的工资降低，而是尽量把待遇提高，因为这不是他的代价，而是别人的代价。国家的功能太大就会出现反市场的行为。所以有些单位招人，不是招能力最强的，而是可能招对单位、或是个人有用的，这就是委托代理（principal agency）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招干部家属，虽然这个人对生产力贡献不是最大的，但是这些单位在国家支持下，具有绝对的优势，不需要非常强的竞争力。进一些能力不那么强的人，对领导本身不是什么损失，因为钱不是领导者私有的，而且这样的人对领导本身也没什么威胁，但是他们的社会背景可能会对个人或者单位有帮助。这种情况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集体非理性行为，但并没有这么简单。非市场行为的原因之一在于政府权力太大，所有权不明确，代价由谁来承担不明确，有时候垄断性行为代价再大都有国家买单。收入分配的问题和政治、历史、经济、社会都有关系，这个现象完全不是经济学能解决的，涉及到政治体系，历史文化还有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学科间是分割不开的。
3. 您个人是如何理解跨学科呢？
中国大学的学科分类是比较死板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严格区分在世界范围来看是少见的。学科分割是人为的，但学术研究是互通的，不同学科都在关注现实发生的问题，它们之间需要很好的沟通。我在本科学习工学，硕士学习历史，博士转到社会学；我既是社会学教授，也是中国研究教授、统计学教授、公共政策教授、人口研究教授、社会调查教授，常有人问谢宇到底是哪一个学科的教授，我的回答是谢宇就是谢宇。作为学者，重要的不是学科，而是用不同的方法研究重要的问题。当今中国缺乏以问题为目的、以跨学科为方法的研究学科，我想这是北京大学建设中国学对于学术界的重要意义。
以我个人的跨学科学习经历而言，我对跨学科有这样一些看法：
第一，我们应在研究时从具体的现象和问题出发，而不从学科领域的传统出发。当我们不能解释社会现象时，尝试用其他学科的语言来理解。
第二，我们应在教学中鼓励学生上不同专业、不同老师的课程，研读不同领域的文章，用开放的心态探讨学术问题。
第三，我们应在学习时重视不同学科的桥梁。其实，不同的学科在用不同的语言阐释相似的主题，不同的学术名词往往有相同的现实内涵。领域到领域间是需要桥梁的，我们应当重视这样的联系工作。
4. 您希望通过课程给学生传递什么样的理念？
第一，我觉得了解是最重要的，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包括中国人，需要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很多中国人也不了解中国，有些人说的话太片面，太表面，比如很多媒体上的宣传，网络的情绪。所以我的第一个出发点，就是了解中国的现实社会状况，而不是空泛地喊口号或是太过情绪化的说教，我觉得应该降低主观的判断，通过历史资料，调查数据多讲事实。
第二，我也是想传递客观了解社会现实的方式。北大缺乏实事求是了解社会的取向，很多人生在这个社会，接受很多信息，又很聪明，就会以为自己什么都了解，很多事情拍拍脑袋就是一篇文章，这样的学风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有依据、有根据地说明社会问题，而不是主观地拍脑袋，或是依据政治需要，不管是对抗政府还是依附政府，或是迎合网上很多人的心理，投机取巧。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研究中国。实证方法是特别重要的支撑。因为每个社会现象，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每个人又会选择和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这样就很难客观地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实证研究是一种比较客观的研究方法，可以定性、定量，也可以进行历史性的研究，我个人主要是做量化。我们的社会异质性很强，定量的好处在于能够让你接触到更多的个体。当然定量也有很多局限性，学术应该是兼容的，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人都可以对学科做出贡献。
5. 与饶毅教授合办赛先生，这种努力是否是您想要提升公众认知的一种尝试？
我们的社会具有很高的异质性，很多事情你会恰巧碰上。很大程度上人生就是由巧合组成的，不需要人为地选择和挣扎，来什么就应付什么。我学社会学是一种巧合，“赛先生”也是巧合。但是这种想要有所影响的动力，潜在是有的。我想要告诉年轻人，个人是最重要的，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追求和价值，国家、指标等外在的东西是次要的。这个社会有时太过压抑，人们追求身外之物，很多时候个人本身的价值被异化。马克思主义即在阐明人是至上的。科学家的价值就在于个人的贡献，而不是他的属性，如学校、项目、头衔等等。此外，个人价值的提高，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每个人都要独立地管理自己，而不是依靠国家、别人。再就是我们不仅要做自己喜欢的、独立的人，我们更要尊重别人做独立的、不同的人，这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上的兼容，不同的人、不同的取向、不同的观点都需要得到尊重。
人物采访：张泽坤、陈正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