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举办“中国与世界：关注、探讨与展望”高端学术论坛，汇聚了海内外顶尖学者，共同探索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研究与文明互鉴。去年，燕京学堂成立十周年之际，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张隆溪着手汇总当年各位学者的讲稿，编辑成籍《中国与世界：关注、探讨与展望》，今年春天，由华文出版社正式出版。我们以文集出版为契机，回顾这场学术盛会，重新聆听与会学者的真知灼见。
本期推文聚焦该论坛与会者、欧洲科学院院士、德国约翰内斯·古腾堡美茵茨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霍农（Alfred Hornung）的访谈，他深入阐释了儒家思想对美国建国历程与政治文化的深远影响，并梳理了从莱布尼茨、歌德到庞德等思想家跨文化接受中国思想的脉络，强调了文明互鉴对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意义。
此次的采访人贺秀明，当年师从霍农教授，如今已成长为一名从事跨文化研究的青年教师。霍农教授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全球视野，不仅启发她深入探索中西文化交流史，也为她日后从事中国思想经典的海外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中国与世界：关注、探讨与展望》总序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名誉院长袁明、院长董强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成立十周年了。十年以来，学堂以“跨文化交流：聚焦中国，关怀世界”为宗旨，吸引全球优秀青年才俊聚集燕园，利用北京大学丰厚的学术资源让他们学习和了解中国。我们在自己几十年的国际人文交往经历中，已经深深体会到，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尤其是将来会成为各方面领导人物的年轻学子，了解和读懂中国，将是世界人文交流景观中的一个新亮点。
我们在办学中不断探索“上天入地”。既然在中国、在北京大学做这篇“中国与世界”的大文章，就应该尽量给青年人创造机会，让他们能触摸中国研究的精神天空。同时，我们也把课堂设到中国大地上，创造条件让青年人走进生活，感知社会，用青年人的才华和青春语言参与讲好“中国故事”。
2015年至今，燕京学堂已经招收了来自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的1074位青年学生，他们来自390所优秀大学，其中许多是世界名校。青年人在一起问道求学，砥砺前行，即便是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时，线上学习，诸多困难，也没有消减他们做好中国研究的志向和努力。
在燕京学堂成立十周年之际，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张隆溪将学堂召开过的两次国际学术会议论文编辑成书，作为学堂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也是燕京学堂学术活动的记录。我们将来会一如既往，培养跨学科的国际化人才，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不同国家及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不懈的努力。
采访霍农教授
Q：您在《孔子与美国：治国方略的道德体制》一文中追溯了孔子这位中国哲人对美国政治文化形成的影响。在您看来，儒家思想对美国早期政治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A：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于首次旅居伦敦期间（1724-1726）阅读了孔子著作的英译本，之后在1737年通过其创办的《宾夕法尼亚公报》（The Pennsylvania Gazette）发表了关于孔子思想的总结性文章。这一举措标志着儒家思想中道德伦理、教育理念与公共福祉观念开始向美洲殖民地的知识阶层、文学创作者及政治精英群体进行系统传播。这些思想理念不仅加速了美国文化由宗教本位向世俗社会的转型，同时为1776年摆脱欧洲腐朽君主制桎梏、实现国家独立的战争注入了思想动力，在推动殖民地建立新型政治体制的过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思想的核心特征——理性观念与实践应用的结合，成为富兰克林的行动准则，并塑造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
在美国建国初期，开国元勋们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对国家体制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在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与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通信往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此外，美国早期政治体制中以儒家“任人唯贤”理念为基础的官员选拔制度取代欧洲世袭权力体系，以及政治领袖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均反映出儒家思想对美国建国理念的重要影响。杰斐逊在1801年就职演说中融入了儒家思想元素，特别引用了孔子编订的《诗经》（The Book of Odes）中的《卫风·淇奥》篇——该诗赞颂了通过自我修身成为典范的贤明君主，体现了以德化民、追求社会和谐与求真务实的治国理念。作为美国领袖，杰斐逊将孔子的德治思想融入美国政治实践，这一做法与《独立宣言》中“追求幸福”的核心理念形成内在呼应。《独立宣言》所蕴含的幸福观，可追溯至富兰克林对孔子思想的评述——他曾援引尧帝推行仁政使百姓“成为世间最幸福之人”（“the happiest People of the Earth”）的典故，以阐释幸福与德政的关联。
美国政治对欧洲传统的革新性突破，亦体现在1784年“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商船自纽约启航赴广州开展对华贸易的开创性事件中。这一贸易实践推动了中国商品与文化习俗融入美国社会。此外，孔子的政治思想也成为美国文学与文化摆脱欧洲范式、构建独立体系的重要思想源泉与创新动力。最后，儒家思想对美国政治与公共生活的深远影响，一个强有力的例证是：1935年华盛顿最高法院大楼落成时，建筑东侧三角楣饰将孔子镌刻为三大立法者之一，与《圣经》中的摩西（the Biblical Moses）、雅典的梭伦（the Athenian Solon）比肩而立。可见，这位中国哲人的精神遗产至今仍在美国政治与公共领域持续彰显其影响力。
Q：19世纪早期，歌德在阅读一部中国小说时提到了 “世界文学” 这一概念。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德国文学里存在着一种以世界主义视角来欣赏中国文学的传统。您觉得这一传统有何重要意义？我们又能从这些杰出的德国作家身上得到哪些启示呢？
A：德国对中国文明的认知始于哲学家、数学家兼外交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对孔子著作拉丁译本的研究。该译本在巴黎问世十年后，莱布尼茨于1697年出版了《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 The Newest from China）。该书不仅将汉语视为具有世界性潜质的通用语言，还主张中欧互派学者（例如派遣中国学者赴欧“传授自然神学的实践应用”），以推动文化交流，并借此批判欧洲君主制的道德腐败。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孔子作为重要哲学家被广泛接纳，其创新思想可被视为运动中首次主动吸纳的非西方文明范例。
法、英、德三国作家对东方哲学及本土语言文化的探索贯穿了整个18世纪。与歌德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率先突破一元论体系，倡导多元文化理念。张隆溪教授在一则电子邮件通信中分享了他对歌德阅读中国小说历史细节的精确重构：歌德曾向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借阅由英国商人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翻译的中国小说《好逑传》英译本（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该译本于1761年由托马斯·珀西主教出版，是首部译为欧洲语言的中国小说，当时为众多知识分子所阅读。1766年，克里斯托夫·戈特利布·冯·穆尔（Christoph Gottlieb von Murr）将其转译为德文（Haoh Kjoeh Tschwen, d.i. die angenehme Geschichte des Haoh Kjoeh. Ein Chinesischer Roman in vier Buechern），并在莱比锡出版。歌德在1796年1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了此事，还与席勒通过书信探讨此事”。在与艾克曼（Eckermann）的对话中，歌德强调应超越文学的民族性框架，将跨国文学和文化作品纳入世界浪漫主义运动的范畴。
接受德国哲学思想训练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将这种跨国浪漫主义思想延伸至社会领域和政治运动。他们在《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预言：“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日益不可持续，因为一种世界文学正从各民族和地方文学中孕育而生。”同时，他们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号召。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思想转向不仅在欧美文学创作中显现，更与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交织。个人生平背景也影响着对东方哲学和思想的接纳，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便是例证。黑塞的外祖父与父亲兼具印度传教士与印度学家的双重身份，推动了基督教教义与亚洲宗教体系的对话与融通。在此文化背景下，赫尔曼·黑塞逐渐萌生对东方哲学的兴趣，并于1911年赴印度与东南亚旅行。其小说《悉达多》（Siddhartha, 1922）完美诠释了这种对亚洲传统的接纳，该作品不仅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学生一代产生深远影响，更在后现代语境下引发了对西方宗教和信仰体系的反思与批判。
Q：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学习、翻译并传播儒家思想，尤其是将其融入现代诗歌创作，这一跨文化创新之举对当代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融合有何启示？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文化融合的趋势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有何积极影响？
A：埃兹拉·庞德的国际视野与跨文化转向始于他放弃美国博士学业、旅居欧洲（先到巴黎、伦敦，最终定居意大利）的人生抉择。1910年，他在伦敦接触到了中国诗歌，还结识了一些推崇革新理念的中国学者。面对这些学者对孔子的批判，庞德极力维护儒家哲学，并将其转化为现代诗歌的创新源泉。他从孔子著作中读到了中国古代帝王“苟日新，日日新”箴言，这便成为其“日日新”（Make It New）的诗学纲领。中国这一思想资源的引入，为传统底蕴相对匮乏的欧洲现代主义注入了古老文明的活力。
现代主义作家们开始借助东方哲学来重构已然衰竭的西方文化体系。1937年，庞德在《孔子的迫切性》（Immediate Need of Confucius）一文中，将转向孔子思想看作是“西方的再生”（ regeneration of the West）。20世纪30年代，庞德对中文有一定了解并着手翻译儒家经典，在这个过程中，他重新发现了美国开国元勋以及早期共和国对儒家思想的接纳。庞德研读约翰·亚当斯与托马斯·杰斐逊通信，发现其中体现的儒家思想痕迹后，在1938年的文章《作为圣殿与丰碑的杰斐逊-亚当斯书信》（The Jefferson-Adams Letters as a Shrine and a Monument）中呈现了这一发现，他由此开启了对美国这个成立不久的新兴国家历史与中国悠久文明传统的跨文化比较。随后，他基于这种比较搭建起《诗章》这部巨著的结构：以10篇诗章来书写中国朝代的更迭（第52-61章），接着再用10篇刻画约翰·亚当斯与美国的建国历程（第62-71章）。为了强调这种跨文化书写的现实意义，1940年，庞德将这20篇诗章单独结集出版。这一举措也暗含了他反对日本侵华以及二战爆发的和平主义立场。
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被称为“美国孔子”一样，庞德也被人冠以“儒家诗人”的称号。20世纪90年代，中国朦胧诗派继承了庞德跨文化、跨国界的理念，试图延续其沟通东西方的使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儒家思想在中国重新受到重视，这种文化复兴催生了胡锦涛主席推动的文化外交新战略——在全球建立孔子学院。我期待这些学院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学习借鉴，让中华智慧与欧美文化知识体系实现和谐交融。
采访人贺秀明老师为德国约翰内斯·古腾堡美茵茨大学和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曾在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访学，现任教于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其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文化、生命写作和中国典籍翻译，现主持国家级和省级项目6项，出版专著1部、教材2部，发表中英文论文十余篇。
霍农教授：文明互鉴的摆渡人——贺秀明
2012年，我有幸成为霍农教授的博士生。求学期间，我深深感受到这位世界级学者的智慧与人格魅力。霍农教授学识渊博，频繁活跃于欧美与中国之间的学术交流舞台。他像庞德一样，孜孜不倦地汲取各国文化精髓，加以传播与融合，尤其对儒家思想有着跨越东西方的独到见解，令人深受启发。霍农教授正是庞德所倡“日日新”理念的践行者。作为一名德国学者，他致力于搭建中西文明互鉴的桥梁，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文字整理：贺秀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