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31日上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国恩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师生带来了题为“医疗卫生与新冠疫情大流行后经济的鲍莫尔成本病”（The Baumol Cost Disease in Healthcare and Post-pandemic Economy）的讲座。讲座由燕京学堂学业主任陆扬主持，本次讲座是燕京学堂2021-2022学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五讲。作为中国卫生经济领域的顶尖专家，刘国恩教授为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讲座。

讲座之后，刘国恩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谈到当前应对疫情的问题时，刘教授认为面对新一轮的奥密克戎疫情，各个国家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和应对措施。相比其他国家，中国过去两年新冠病毒感染率较低，目前仍保持着“动态清零”这样的方式，力求在最小范围内将病毒抑制住。采取“动态清零”的应对方式，有其存在的前期基础和基本国情。但如果病毒的传播方式更加隐秘，传播面继续扩大，当前的应对措施实施起来就将面临更大的搜寻成本，其挑战更为艰巨。我们力求通过科学方法，降低疫病对人们健康的威胁，做到习总书记所讲，“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抗疫效果。”

接着，刘国恩教授提到人类面临疫情这场巨大的危机而“倒逼”所激活产生的创新和潜力，比如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远程服务的应用。关于创新，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于更多模仿、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研究能力和创新条件和发达国家的距离日益缩小。几年前，李克强总理曾提出过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创新，尤其是医疗服务行业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在疫情发生后，怎样在保持空间距离的场景下，继续有序且更有效地生活与工作，更需要创新的手段提供保障。

最后，刘国恩教授给同学们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希望年轻人首先尊重、学习现有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走得更快、更远。一方面，科学路上需要保持谦卑之心，在搞清楚现存的理论和方法之前，不要轻易拒绝或否定。另一方面，也不要迷信现存理论，当你认真学习搞懂之后，再去改进、完善，甚至去挑战、颠覆都没问题。第二，尽量不要给自己的思维和身体所处的物理边界设限，无论是去学习、还是旅行，尽可能走更远、看更多，不要盲目自大，而应该谦虚地吸收、借鉴其他文明和文化的智慧和知识。

讲 座 回 眸

首先，刘国恩教授介绍了鲍莫尔成本病的概念，及其研究历史与基本原理。鲍莫尔成本病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1965年提出，在诸多经济体的增长阶段均得到实证数据的验证。理论上讲，鲍莫尔将经济部门分为生产率快速发展的部门，如各类电子产品、现代农业等，一般因技术进步而劳动力需求减少；生产率相对滞后或保持稳定的部门，如艺术表演、教育和医疗等部门的劳动力刚性需求更大。后一类部门的需求始终保持旺盛，而服务供给效率难以通过技术替代提升，结果便是劳动工资显著上升。不仅如此，前一类部门生产率提升后淘汰的部分劳动力退出市场后，又会进一步被吸收进后一类服务类部门。

讲座紧贴疫情时事，刘国恩教授着重关注了医疗服务支出相对GDP的比例增长情况。相比发达国家，中国医疗支出占比从改革开放时不到3%快速增长至2020年的7.12%。根据相关研究预测，发达国家的医疗成本仍将高涨，美国的GDP医疗开支比重有望增加到30%；中国届时的医疗支出或将攀升至20%左右。将医疗支出分解为单价和数量来看的话，医疗服务所需的数量增长主要来源于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提高和老龄化等长期趋势。源于医药技术的不断创新，医疗服务单价的持续提高将助推医疗成本不断上涨的决定性因素。

总的来说，这一现象可以被鲍莫尔病所解释，刘教授在讲座中通过芝加哥大学的权威调查和诸多学者的看法，进一步佐证了鲍莫尔病解释力的有效性。之后，刘国恩教授引用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illiam Nordhous 2006年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说明，鲍莫尔病可以解释为停滞部门的产出的相对价格上升，总产出减少，而进步部门的劳动工时和雇工数量均减少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医疗部门会成为当前生产率增长较小的部门？刘国恩教授展示的实证数据显示，相对而言，医疗服务过去被先进技术替代的部分在所有部门中排名靠后，整体服务人员中通过技术替代的占比更小。不过这一现象由于疫情大流行有所扭转，因为感染风险的存在，数字技术、远程服务成为当前的热门概念——虚拟现实的需求不断上升。刘国恩教授引用了麦肯锡的调研数据，远程医疗在疫情爆发后市场规模增长了38倍，相关企业收入和患者使用远程医疗的意愿也显著上升。

那么对于新冠疫情大流行后的医疗经济，便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医疗服务的劳动市场供需进一步失衡，医疗成本持续上升；二是由于疫情的外生冲击，数字医疗技术快速发展，医疗服务的技术替代更为普及，医疗服务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提高，这两种方向的影响作用均需要在研究中进行考虑。最后，根据Grossman健康经济学理论和Cutler等2022年的AER论文，如果基于人类健康获益（如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存风险的降低）的视角，而非聚焦直接医疗投入的要素成本，医疗服务的劳动生产率及其对宏观经济的贡献应该更为显著，对计量GDP的国民账户也许更为科学与合理。

师 生 互 动

Q：我们如何确定质量调整预期寿命（QALE）是来源于医疗技术的进步而非是来源于社会其他方面的进步，例如煤矿等高污染行业的关停也可以导致人们健康价值的上升。

A：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在未来研究的问题，当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了核心医疗技术方面，但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在各个方面对健康价值进行分解。毋庸置疑，质量调整预期寿命（QALE）作为健康水平的一个综合指标，一定是由包括医学技术和环境改善在内的诸多关键因素共同决定。

Q：您讲到远程医疗服务的增长会在新冠大流行后继续保持，这一点从个人的从业经验来看仍抱有怀疑，因为诸多现实经验说明远程医疗对患者全流程服务的质量提升较为有限。

A：很高兴你在业界工作，为我们的交流提供了实例性的经验。我主要认为有两点，一是如谚语所说，“永远不要浪费一次宝贵的危机”，我认为从应然性而言，疫情的蔓延应当成为推动医疗技术的动力。二是，我们应当从历史获得教训，通过危机挑战对促进社会进步有关经验的学习，我虽然无法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对于我们改进医疗领域方面的生产率抱有希望。

Q：我来自加拿大，相信欧美诸多国家都和我们国家有类似的社会医疗制度，当前遭遇新冠疫情后面临较为严重的挑战，想问您如何对比欧美医疗保障系统和中国医疗保障系统。除此之外在这里还想询问，您认为远程医疗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欧美医疗系统的情况？

A：中国和欧美医疗系统的区别确实较大，我认为美国医疗系统的基石是私营部门，而中国是公有部门，这本质上决定了双方的行为取向不同。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要明确，没有一套系统适合于所有国家，更没有完美无缺的医疗系统。美国医疗成本确实极高，但是他们的医疗创新也领先全球，世界近一半的药物创新都来自美国。中国的相对优势则在于患者普惠式享受到较好的基本医疗服务。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各国也根据自身的国情和模式进行了相应的应对，从而对各行各业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采访/文字：郭一兰

讲座内容整理：于昊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