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0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师生带来了题为“今日电影：想象中国与自我的方式”（Films Today: A way to Imagine China and Ourselves）的讲座。本次讲座是燕京学堂2021-2022学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九讲，由燕京学堂副院长范士明主持。戴锦华教授回顾技术革命、数字化转型、“电影死亡”和电影艺术的本质，抛砖引玉，引导听众思考中国电影构建中国的方式和其在文化和心理结构中的自我定位。
讲座之后，戴锦华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谈到过去人们去电影院观影，到现在各种渠道方式的线上观影，戴教授认为这对人们感受和理解电影艺术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几十年前录像带开始出现，这对电影的改变巨大，电影开始“溢出”电影院和资料馆。从前的电影是一次性的观赏，而现在人们能在家里重复观影。
她希望爱电影的朋友们能多走进电影院，这样的观影体验是无法被代替的。在影院里和陌生人坐在一起，这种形式本身对于观影的心理，以及解读电影里的社会角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没有电影院这样的空间和物理环境，就没有电影这样的艺术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讲，电影院是电影的“身体”，灵魂固然重要，但没有躯体，就不再有生命的形态。
谈到最近刚上映的热门电影《瞬息全宇宙》，戴教授认为这是一部后现代组合，包含了怪诞、快节奏的西方“邪典”电影，香港无逻辑的“烂片”电影以及当下时髦的数据库电影。
该片里多层次的宇宙，其实也是电影宇宙，是不同的电影类型，不同时期的电影风格的一个串烧。除去提及的三种类型，该片巧妙地将美国常见的家庭情节剧放置到电影的叙事核心中，这为剧中平凡的中年女性角色成为英雄和成功者带来了前提和可能性。这部电影获得的评价是两极的，人们对其褒贬不一。影迷们在这种前卫的方式中获得了快乐，而学院式的观者认为其十分反动。“先锋”与“保守”的相遇，使得这部电影变得有意义，现实问题得以在电影中被讨论和解决。
最后，戴教授向同学们推荐了电影《犬之力》，她认为这是一部能为大家带来纯粹观感体验的电影。该片被称为21世纪的《西部往事》，其娓娓道来、中规中矩的叙事方式，对性别的颠覆，以及对悬疑的制造，都值得观赏和称赞。
讲 座 回 眸
从《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编辑部的集体辞职事件开始，戴锦华教授在讲座伊始重新抛出了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之问。
这一电影本体论之问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也是一个关于电影在现实当中的定位的问题，它探讨着电影本体和电影艺术生存的前提和依据。而以往对电影本质的认知和对电影本体论的讨论是建立在胶片这一介质的基础之上的，当数码替代胶片成为重要媒介的时候，戴教授强调，这一问题需要再次被提出回答，因为它关系着电影艺术对当今时代现实和记忆的建构方式。此外，在今天的中国电影发展后来居上的时候，当我们在讨论中国电影内涵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从“电影是什么”之问进入并向纵深思考：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电影作为重要的大众文化载体、文化产业形态，是否塑造了精神面貌、心理机制和情感模式？中国电影除了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和一个庞大的电影工业的体量之外，还能给电影艺术的发展提供什么不同的艺术、美学、文化和价值的东西？这是今天每一个关注中国电影发展的人在面对每一个议题的时候都必须直面的议题。
因为胶片不再作为电影的重要介质，以好莱坞为主的电影生产者恐惧电影艺术随之消亡，他们带动了一轮怀旧热，怀念和致敬胶片电影，如2019年的《好莱坞往事》和2020年的《一秒钟》。
以《一秒钟》为起点，戴教授引入了对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回顾和讨论。《一秒钟》不只是现在数码电影中对于胶片电影的一种记忆留存，也反映出中国电影史与欧美国家的历史和电影史的最大区别：我们不具有开启了资本主义现代历史的西方国家历史的自洽和逻辑性。
戴教授指出，我们被裹挟着进入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中，“中国崛起”实质上是西方话语体系中对中国发展的一种建构，并逐渐被当代中国人内化。当“中国崛起”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某一种心理认同的事实之后，中国历史开始以一种新的样态重新进入当代的文化事业里。伴随着中国崛起带来的心理状态变化，中国历史重新被文化加工和生产，在文化产业中广泛而全面地出现。
不同于五四运动中对中国前现代历史和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对传统文化的多重否定，以及上个世纪80年代以金观涛的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和徐冰的《天书》等文化作品，对五四运动文化主题的再回应，戴教授认为，21世纪初古装剧的大热和香港历史电影对历史的表现呈现出另一种空洞，在这种空洞中，历史在电影和文化作品中的在场是王朝变迁和权力崇拜的叠加，这也是对后冷战的世界文化的一种分享。
走过历史变迁，在通过电影观察当前的中国文化时，又该注意到什么呢？从《推拿》和《小时代》的共同主题——见与不见——入手，戴教授认为，在镜头、声音和电影介质的组合下，我们今天以为我们看见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显现了我们看不见的部分。同时，我们仍然处在20世纪所开启的历史进程之中，历史与当下、未来紧密相连，我们需要去思考如何补充在创造文化产品时为了获得历史的话语权而做出的选择、付出的代价所造成的空洞，并安放自我。
戴教授在对《归来》《芳华》《金陵十三钗》《八佰》和《一代宗师》等电影的总结后表示，现在中国电影剪辑和电影语言的不同已经传递出了一种和欧洲现代文明价值完全不同的取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觉正在形成，但一个完整的文化主体的出现仍有待大众继续反思和期待。
戴教授的讲座用充满洞见的理论观察和十余部电影及文化作品的丰厚实例，分享了她对中国电影作为艺术本身对于社会现实的回应和作为窗口观察社会结构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电影作为艺术和产业，它和历史、社会的互动会随着时间进程而变化。对这些变化的觉知也将塑造我们对中国电影的意义和未来的认知和理解。
师 生 互 动
Q：回望历史变迁和中国权力结构变化，它们都会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呈现。教授是否能深入谈谈语言、权力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变化？
A：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关于这三者之间逻辑严明的关系分析，要切入这个命题，核心概念需要回到福柯的权力理论。这里提供几点供大家思考。我们现在已经从规训时代进入监控时代，权力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直接，却也更隐晦。在规训时代，掌权者通过建立规矩达到规训的目的，规矩的建立和抵达需要过程。但在监控时代，监控就可以直接掌握情况，通过施之惩罚就可以达到之前规训时代的目的。而关于“身体”这个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们说的“身体”，是一个舶来、植入的概念，来自西方宗教中的灵肉区分。在这个概念理解下，我们会说中国语境下没有身体。但我们会发现我们语境中的身体是心象而非物象，因为我们的传统绘画不是具像化的，关注我们自身的身体描绘需要回到我们的文化情景中。目前这个命题跨越了几个不同的专业领域，期待关心这个命题的学生们建立起自身独特的解读。
Q：这个问题是关于电影视阈下政治正确的认知。如“好莱坞在近些年来越来越政治正确”，这是否是一枚被精美包装后的炮弹？将冒犯的可能性限缩到最小，可这并未改变既存的轻蔑。
A：历史地看，这是二十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成果，迫使西方正视自己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歧视。但从现在看，它只是造成了一些修辞性改变，而对现实没有太大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生活经验中，我看到在语言上对he/she等用词十分注意的男教授在现实生活中仍然会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从好莱坞的电影上看，奥斯卡的入围和获奖名单中“政治正确”更加明显，涵盖了不同类型的弱势群体，这背后是潜藏的美国社会文化危机。借用学者米莲姆·汉森（Miriam Bratu Hansen）的“白话现代主义”的概念，好莱坞的文化产品先前离开精英殿堂，进入大众生活中。而近几年“政治正确”的愈加明显，实际上体现了美国文化霸权正在衰落，这种式微让“政治正确”逻辑成为了评价逻辑，因为这帮助他们可以持续地在全球电影市场上有充分的话语权。
采访/文字：郭一兰
讲座内容整理：洪靖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