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 | 藏礼于器: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以降的玉器

2022年10月27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师生带来了题为“藏礼于器: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以降的玉器”(Shaping Order: Jades in Neolithic Liangzhu Society of China and Beyond)的讲座。本次讲座是燕京学堂2022-2023学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四讲,由燕京学堂副院长Brent Haas主持。

专访札记

讲座之后,秦岭老师接受了燕京学堂的采访。秦老师首先说道,良渚文化在今天被大家熟悉,其庞大的社会体系在背后起到的支撑作用功不可没。除了美观的玉器之外,良渚文化相当规模的稻作农业经济和大型工程的建造等,都是考古学家们所关注的内容。谈到玉器,秦老师认为,从文化内部来讲,当时最高等级的贵族使用玉器这样特殊的产品,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同时,如果将良渚文明与同时期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以及出现在北方较晚时期的陶寺文明、石峁文明等作比,将会发现各文明都有着丰富纷呈的物质表达。

接下来,秦教授谈到良渚遗址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背后的多重意义。首先,从《世界遗产名录》本身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相对纪念碑式的古建筑,以及西湖这样的文化景观,良渚遗址作为“看不见”的考古遗产,本身是很难进入遗产名录中的。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下,良渚遗址得到复原并成功进入名录,鼓励着学者们继续去研究、探索,在地政府部门加大力度去支持这些看不见的、需要被解释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同时,这不仅是中国的突破,也给世界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另一方面,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对考古学和遗产保护的公众性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成功进入名录,会促进大家对文化遗产产生一种新的认识,有助于考古学家们在未来开展公众教育,促使大家对考古的认知不仅局限在“探险”“挖宝”这样的概念里,而是着眼于探索过去及人类共同的历史。

采访最后,秦老师建议同学们“温故而知新”,只有了解历史,才能理解当下,预测未来。不管同学们在学堂从事什么领域的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都是最重要的前提。秦老师鼓励对中国历史和考古尤其感兴趣的同学们,不用畏惧语言和文字的障碍,通过考古独有的研究对象物质文化来理解、研究中国的历史;同时,考古这门学科的门槛较高,需要系统的学科训练,更需要大量的实践和一线工作,才能积累到“入门”。

   

讲座回眸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是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中国区域文明的实证。其中心遗址良渚古城位于整个地理区域的西南角(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这段未被《史记》和历史记住的历史,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中国考古学家发现进而用发现地命名。“玉”是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最为重要的物质文化代表之一。在玉器的制作和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分工,玉器也因而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意义,玉器技术的演变、玉器的流通及其背后观念的传递无疑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物质线索,有助于我们描绘中国早期文明的路径。

讲座开始之前,秦老师首先为大家揭示了题名中“礼”与“器”的深层联结:在缺乏成型的书面文字体系的时代,人们借助何种方式来维系、记录和延续复杂的社会?“物”本身蕴含的权力如何进一步塑造社会秩序,甚至做到“藏礼于器”?带着这些追问,秦老师为大家介绍了良渚文化中的玉器。精湛雕琢的玉器不仅代表了先进的物质文明发展水平,还反映出来丰富的人文内涵。

本次讲座重点介绍了玉器在良渚社会(公元前3300-2300年)发展中的具体例子及后世影响。秦老师分享了考古学家在理解、分析物质文明时采用的主要思维方式。第一,纵向的、社会内部的视角,观察玉器如何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社会秩序的象征。第二,横向的、跨区域的视角。在这一部分,秦老师以“琮”为例,详细列举了近年考古实践中的相关案例,以揭示新石器末期不同区域之间的联通与差异,以及良渚玉器在各地域文化互动中的后续影响与创新。第三,对玉及其隐喻的认识超越了时空,甚至超越了“玉”本身的物质性,这使得良渚玉琮在原始概念、功能、材质上均产生了新变与再造。这三部分也构成了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

首先,回到良渚社会的历史语境看,彼时的良渚位于两山之间,主要由城址、分等级墓地、外围水利系统等构成,营建内城的总土石方工程量约1005万立方米,约2.8平方公里的城内面积大致相当于四个紫禁城。良渚遗址的中心部分——莫角山土台上探明至少有35座独立建筑,整体布局相当严谨。值得一提的是,其周边的水利系统尤为复杂精妙,包含山前高堤、平原低坝、河口双重坝等,库容可达4500万立方米。良渚的水利系统不仅在当时发挥着调节、运输、日用、灌溉等功能,直至今天仍然活跃在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当中。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区域的权力和信仰中心,玉器、漆器、刻纹黑陶等则承载了良渚文明的文脉,代表了公元前3300至2300年长江下游太湖地区以水稻农业为基础的、独特而相对独立的区域性文明。秦老师以良渚反山王陵第20号墓穴为例,展示了葬具中头部、胸腹部附近的各类器用制度如何与地区文化认同、社会等级、性别、个人偏好相关。反山王陵中的等级秩序同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均有关系,而“琮”的结构、纹饰则更为集中地体现出了良渚社会权力与信仰的共生关系。

围绕着“玉器”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秦老师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展开。她首先展示了由玉器使用所体现和良渚文化内高等级社群的关系网络,比如常州寺墩、上海福泉山等贵族墓葬在使用“琮”时体现出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的特征;第二,在男性与女性的使用区别当中,玉器也成为生产权力的凭借,但同时,他们也使用相似的头饰以显示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共用同一套价值信仰;第三,通过有序的等级制度,玉器的使用进一步分配着权力,秦老师对比了反山十二号墓与文家山一号墓、卞家山六号墓的情况,发现玉器的使用在类型和数量上都能体现随着社会地位变化而产生的社群之间的差异;最后,借助对资源、技术、生产材料等的掌控,精英阶层制造象征权力的玉器,真正将玉器使用变为“秩序化了的秩序”。在讲座最后,秦老师跳出良渚文化的时代和地域,探讨了良渚式玉琮对后世的影响,例如广东石峡文化中发现的良渚式玉器,山东五莲丹土遗址中的对良渚时代“琮”的模仿,以及四川三星堆中最近发现的刻有神树的“琮”的新创等等。在相似的“形式”背后,是各时代各地区的族群对“琮”内涵和隐喻意义不同的解释、使用和表达。而最终,琮成为了“六器”之一,中国传统礼制中祭天地的重要载体。

总之,作为了解良渚社会的重要线索,良渚玉器使用的母题、“形式”与数量均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它由良渚高等级社会集团控制、创造、生产并消费,最终形成被强化的精神与价值体系。而这只是中国玉文化与史前社会互动关系的案例之一,在漫长的史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玉”的仪式实践不仅促使形成了精英、宗教、文化身份等内容,其自身也在时空流动中不断催生着新的变化。

师生互动

Q:如果玉器是高级文化的表现,那么与更容易获取的陶器相比,玉器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良渚文化的年代周期?或者说,对良渚玉器的研究是否基于对陶器、陶瓷的分析,从而确立其年代?

A:在良渚的例子里,年代学研究主要有两重表现:一是确定作为整体的“良渚文化”所在的“年代”,二是良渚文化内部的从早到晚的阶段性变化。在几乎每个考古遗址中,我们都可以发现陶器,日用陶器易碎、易变,因而更容易被作为编年断代的“指标”,用以识别大致的文化时段。相比之下,玉的材质更加坚固,可以被反复使用,也易于跨代流传,通常就不会用玉器的变化来建立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良渚文化比较特殊,很多墓地中使用了大量的玉器,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往往基于这些数据,结合材质、纹饰、形态、制作工艺等要素,也能根据玉器综合判断得出大致的年代认识。


Q:如何理解“from extra-ordinary to order-nary”中的后一个概念?“order-nary”是否指良渚玉器所代表的社会等级、秩序、制度被逐渐普遍地接受与保存,并在后世产生同样的回声?

A:在这组文字游戏中,“order-nary”其实是“ordinary order”,指大多数人在使用玉器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背后的这种秩序。玉并非中国独有的材料,但只有中国使得玉器生产成为一种显贵手工业经济,并在附加了复杂的纹饰和技术后使这种材质获得了非凡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则是“extra-ordinary”之处。在中国,每个时代物质文化的成就和贵族手工业经济的垄断性,往往都与社会权力相关。比如玉器、青铜器和后来的官窑瓷器等等,用extra-ordinary的产品来表达特殊的价值与权力,这或许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秩序感(ordinary order)。


采访/文字:郭一兰

讲座内容整理:杨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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