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2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师生带来了题为“三星堆考古发现与青铜时代的四川盆地”（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at Sanxingdui and the Bronze Age of Sichuan Basin）的讲座。本次讲座是燕京学堂2022-2023学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五讲，由燕京学堂学业主任陆扬主持。
采访札记
讲座之前，赵昊老师接受了燕京学堂的采访。他首先谈到三星堆遗址的重要意义，三星堆的发掘为世界考古学提供、呈现出异于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其他青铜时代文明的不同状态。我们传统意义上对青铜时代的认知主要基于中原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三星堆遗址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植根于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明的社会架构和权力体系，其物质形态和中原地区有着较大的差别。这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去理解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多样性是一个重要的窗口，也是我们对三星堆在整个认识层面上的一个上升和突破。
接下来，赵老师讲到三星堆与其他古蜀国文化遗址和文明的不同之处，他认为从宝墩到三星堆，再到金沙文明，总体而言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曾居住在四川盆地的社会群体。就整体社会发展程度而言，三星堆在物质文化程度上，远高于宝墩和金沙文明。正如我们所了解，文明体系的发展状态不是一个持续上升走高的状态，而是呈高低起伏。三星堆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达到了四川盆地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巅峰时期，它既继承了宝墩文明的物质传统，也为下一个金沙文明的开启提供了文化背景和延续的起点。
采访最后，老师寄语同学们，了解、掌握一些考古学的知识是十分重要的。受长期学术传统的影响，许多同学对古代社会的了解更多是基于历史学。考古学是对历史学的有力补充，尤其是史前研究，考古学是作为主体内容来进行研究。同时，当前我国的文物事业发展迅速，如有机会，希望同学们能尽可能参观中国各地的遗址和博物馆，更多地走进现场，获得一手资料，这将大大提高研究者的学术素养。
讲座回眸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市，自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关于三星堆的考古研究持续提供着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线索。1986年，三星堆两个大型祭祀坑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热切关注；1997年10月，位于三星堆遗址东北角的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开放。一代又一代考古学人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他们借助细致的研究方法、先进的科研技术不断探索着属于四川盆地的历史奥秘。
赵昊老师曾担任三星堆遗址祭祀区8号坑的发掘现场负责人，并长期在陕西、河南、甘肃等地进行青铜时代相关遗址的田野发掘、调查和研究工作。本次讲座中，赵昊老师主要基于2021年至2023年间的考古研究工作进行分享，力图从历史的语境中揭示三星堆遗址与西南中国的深刻联结。
赵老师首先讲述了三星堆之于理解古蜀文明的意义。从早期中国到青铜时代中期（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中国主要的文化区域大致分为西北、北部草原带、中部平原、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地区等。不同区域均有自己独特的物质文化，如北部草原就以刀器的使用为主。同时，不同的青铜器种类也象征着不同的阶级秩序与社会结构。由于战国时期曾有“蜀国”，因此在中国历代文献与文学作品中，四川盆地常被称为“蜀地”。就四川盆地的地理特色而言，由于群山环绕，四川盆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处于较为孤立的状态：它北接秦岭山脉，南面大娄山，西临青藏高原，东有巫山与三峡大坝，从成都西部甚至可以远远眺望西岭雪山。对古蜀地区的描述基本上可以从汉代以后开始追溯，在秦朝以前，有关这一地区的历史描述相对模糊，甚至近乎神话传说。也正因此，人们更需要借助考古学，通过对古代物质文明的研究、学习，去探索更加久远的历史。
赵昊老师指出，考古学往往可以为探测地区文明的发展轨迹提供脉络。在岷江附近、距三星堆约100公里处，营盘山古蜀文化遗址记载了马家窑文化从西北地区向蜀地迁移的历程。考古学家亦发现，三星堆中的许多玉器碎片与西北甘肃地区的玉器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在部分程度上可以佐证西北、西南地区之间的历史文化互动。在西南大地上，来自西北的影响逐渐转化为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社会表现，并促使当地文明逐渐由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社会。
具体到三星堆遗址而言，它可追溯至商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南中国最繁荣的青铜时代文化。三星堆覆盖了四川盆地的大片地区，其核心遗址三星堆古城是秦朝之前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遗址。遗址主要由一个大城墙和三个较小的围墙区构成，城市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不同的城镇承担着不同的分区功能。三星堆以高水平的青铜、玉石、黄金、象牙器物著称，文物的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与人面、动植物以及自然相关的青铜器中，如青铜大立人像、青铜面具、扭头跪坐人像、倒立撑罍顶尊神像等。然而，从三星堆台地的祭祀坑发现的仪式器物，却同时体现出鲜明的中原与长江中游风格：人们没有发现三脚器皿，而主要是樽和罍。可以说，这些物品不仅呈现出富有地域特色的艺术风格，也印证着该地与长江中游、中原、西北等地区的交流史。
如前所述，我国考古学家于1986年发现的祭祀区格外引人注意。两个祭祀坑的发掘产生了近1000件文物，包括黄金、玉石、陶器、贝壳等，特别是大量的青铜文物，以及80多块象牙碎片。考古学家发现，在墓葬中，人们并非将器物随意放置，而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如分为象牙层和器物层，关于象牙的使用又可以协助人们推断出墓葬主人大致的阶级序列。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遗址的大量文物均与宗教仪式有关，其间充满了对各类自然神灵的崇拜，但却并没有明显的王权象征与相关痕迹。例如，高3.9米多的青铜神树多被认为与《山海经》相关，反映了古蜀先民的神话意识与自然崇拜。此外，三星堆遗址中也少有发现由青铜制成的武器。赵老师将三星堆与殷墟遗址进行对比，指出了商代文明在中原与蜀地之间的差异：前者多体现出祖先崇拜，依赖军事和王室权力，也更加强调殉葬传统；而在三星堆发现的墓穴却未找到人体殉葬。从中，我们即可一窥不同地区在政治结构、地域传统等方面展现出的文化多样性。
师生互动
Q：有些容器非常精致，但我们并不清楚它们的功能。是否存在纯粹为了墓葬和仪式而制造的器具？
A：大多数文物的功能仍然是未知的，我们只是进行猜测、做出假说。从1986年开始，包括最近几年，我们也在持续地进行分析，不断采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它们的用处。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在青铜面具内找到一些木制的残留物，那么它也许就意味着，这个器具之前曾被用在一个木制的身体上。
Q：三星堆的精美文物反映出非常先进的工艺，以及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如果说三星堆过去是一个非暴力性的神权社会，没有明显的帝国或军事力量痕迹，那么人们如何积累物质财富，以实现这样的艺术创造？
A：人口迁移是理解三星堆文明的一个重要假设。从测年来看，人们一度从这个活跃了约五六百年的城市迁移到金沙地区（现三星堆南部），此外公元前11世纪左右正值商周朝代更迭，因此另一种假说是，蜀地人民曾加入西周军队同商朝作战。面对此类重大事件，也许人们会在军事行动前进行某种仪式，从而进一步推动对器物的使用。总体来看，三星堆古城更依赖宗教秩序而非军事力量，这在本质上与蜀地的地形有关：一方面它相对孤立，有天然的地理屏障抵抗外敌入侵；另一方面，四川盆地紧邻青藏高原，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实现自足的工艺品生产。
Q：除了与中国的其他区域，三星堆是否与更多地区有文化或贸易接触？三星堆地区的文化演进是如何发生的？
A：以贝壳为例，它可能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从印度洋开始，经由山岭到达四川盆地进行贝壳贸易，这也是所谓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路线；另一种说法是，它可能来自广西或云南北部，这也告诉了我们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之间的联系。随着漕运系统的发展，蜀地和楚地及其他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形成了连接四川和东部中国更为便利的贸易通道。
采访：郭一兰
讲座内容整理：杨新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