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4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为燕京学堂带来了题为“重识政治生活”（A New Perception on Political Life）的讲座。本次讲座为燕京学堂2022-2023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七讲，由燕京学堂副院长范士明主持。

采访札记

在讲座之后，我们采访了潘维教授。潘教授首先谈及中国当下“为政之道”的新重点。他认为，传统的“为政之道”主要讲的是怎么才能有好官。《二十四史》中，如《史记》有记载帝王的“世家”、记载诸侯的“列传”等等，讲述的主要都是官员的故事。这也是论述历史时的一个传统——论官不论民。而当下的新观念在于我们开始讲“民”，开始重视“信仰人民”。

接着，潘教授分享了自己在学术方面的经历和经验。他认为，对学习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同学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开阔眼界、解放思想，要去了解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的想法。他指出，学问的意义就在于比较。在中国发生的一件事情，绝不只是说明中国自己单独才有的问题，它反映的是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更好地认识中国，必须有外国作为一面镜子，才能看到自己。在他自己的经历里，最大的收益就来自与外界的交流、和中国以外的人的交流——文化的交流、语言的交流、思想的交流、物质的交流——它是我们蓬勃兴旺的原因。

最后，对于到中国来学习的外国学生，潘教授也提出了特别的建议。他说，外国同学在中国会看到很多让人“开脑洞”的东西，感叹“这个事情居然还可以这样办”。潘教授举例说，中国的四大发明是早期研究科技史的英国人告诉中国人的。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人不知道自己有四大发明呢？这是因为，纸张、印刷、罗盘、火药在近代西方非常重要。西方人用火药（gunpowder，直译为“枪粉”）制成了热兵器，终结了冷兵器时代；西方人用罗盘来航海，征服了全世界。当他们来到中国时，在交流中发现中国早就有这些东西了。但在中国人的认识中，火药是用来驱鬼魅的“药”，而不是“枪粉”；罗盘是用来算风水，而不是用来航海的。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诸如西方的“枪粉”和罗盘那样的，有军事用途的技术才叫先进技术。只有通过这样的交流，中西方的人才都增长了知识。所以，知识是在交流中进步的，这对我们双方都是一样。

讲座回眸

首先，潘维教授指出，本次讲座主要有两大目的。一是说明中国与西方关于政治、政策等概念的认知差异。二是超越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分野，从我们的固有知识之外，寻找理解政治科学的其他可能。潘维教授辨析了三个概念：“政治”（politics）指一切与政府和国家权力相关的事务；“权力”（power）指的是支配人行为的能力；“国家/政府权力”（state/government power）则象征着一种制度，一个政权对暴力、征税等的垄断。

潘维教授认为，“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是关于政治的知识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细分领域：国内政治（domestic politics）、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以及民族/种族政治（ethnic politics）。然而，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竞争就已经囊括了如上三个领域。在本次讲座中，潘维教授致力于借助历史的视角，沟通、综合三个领域，形成关于“政治学”的整全理解。

其次，谈到国内政治时，潘维教授提出一个问题：是社会、人民塑造了国家政权，还是国家政权塑造了社会、人民？西方政治科学认为，政府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它分为上层、中层、下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属性决定了政权及政治制度的性质。然而在中国，由于小农经济并未提供贵族阶级延续自身的可能，因此除了“士、农、工、商”的社会划分之外，中国学界长久以来并没有生发出“阶级”的概念，而只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区分。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调“孝悌”的家庭伦理与主张“忠信”的政治伦理相互融合。这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德治与法治、儒家与法家的分离。对中国人而言，“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相信，民族、国家的兴衰往往取决于统治集团和政府官员的自身素质。统治者应当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以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政府对社会政治、政策的好坏负有主要责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十分重视执政党的建设的原因。

接着，潘维教授就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ies）展开讨论。他回到了社会、人民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塑造与被塑造关系。潘维教授认为，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第三个要素：不同国家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进行竞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谈论“国际政治”。潘维教授从“城邦”（city state）开始追溯“政治实体”的意义流变——它首先是人类所生活的一种共同体（community）——人们生活在一定范围内的土地上，共同抵御潜在的外部或内部威胁；直到1640年欧洲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家”（nation）的概念才在西方学术中出现。政治实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又逐渐催生了技术进步、财富积累、观念变化、语言文化演变等，这些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主要线索。

为什么政治实体之间会为了生存而相互竞争？潘维教授引用了美国学者约翰·赫茨（John Herz）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概念，论证一个国家的安全往往容易引起邻国的不安全感。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互动结果，取决于它们的竞争力，其机制变化主要受以下四个因素的影响：1）技术与财富；2）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3）政治建设和法律制度；4）语言、宗教、文化等的演变。借助这一理论，“国家塑造社会”还是“社会塑造国家”的难题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实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在这种新的理论框架中，新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并维持政治实体的“内部团结”。

最后，潘维教授就这一历史哲学思考框架进行回顾与总结。第一，在如今的世界竞争当中，只有少数超级大国能够决定关键的国际事务，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则有可能被区域性政治实体所整合。第二，在意识形态方面，当今的世界各国被社会阶层、语言、文化等要素分割，然而“政治实体”却是颠扑不破的存在，它所面对的是今古如一的生存问题，这些现实诉求将超越单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区分和争斗。第三，“全球化”带来的是对政治实体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国家之间在能源、气候、教育、文化等领域均相互依存；另一方面，不同国家也会在军事建设、国家安全等领域经受持久的力量竞争——这一点又会反过来促使政治实体内部的统一，以及强化其追求“民族复兴”的愿望。第四，由于全球生产模式的升级，围绕着创新能力的竞争已经构成了国际生存竞争的主要内容。最后，应当注意到全球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

师生互动

Q：如何将国际政治理论纳入国内政治、民族政治问题中？比如，您提到的中国的反腐败问题这个例子，这如何与国际政治相关？

A：首先，腐败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建立民主制度之后，西方国家并没有立刻减少其腐败，完全将公权力从个人利益中拆分出来。在中国，我们应当做的是提高人民的地位、权力，让人民监督政府。从反腐败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的反腐运动与中国的港台地区、新加坡、日本的行政运转有关。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种“反腐”也是来源于国际竞争语境下的焦虑感。

Q：如果国际政治的底层逻辑是暴力和冲突，那么我们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如何才能致力于超越这些负面要素，发挥更多自己的作用？

A：我曾经在美国学习，也在非洲旅行。学习、了解国际政治，能够培养我们的世界观念，有助于我们成为“世界公民”，并观察不同文化之间如何进行科技交流、互相影响等等。但是应当意识到，在这些文化、人文、经济交流背后，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因素，它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

Q：如何理解21世纪国际政治的制度化？我们是否有可能借助联合国等超国家（supernational）力量，为解决国际冲突（包括俄乌冲突）提供更多框架？

A：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关注制度主义问题。苏联在上世纪90年代解体，而欧盟却长盛不衰。如今，欧洲各国之所以团结在一起，也与某种结构性压力相关。他们需要联合起来，通过形成更大的影响力来应对外部大国的挑战。在我看来，俄乌冲突与公平与否无关，如我所论述的那样，每个国家在国际竞争、国际冲突中的首要问题都是“生存”。

采访/文字：李独怡

讲座内容整理：杨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