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0日，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教授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带来了题为“罗素的《中国问题》（1922）和它的三位中国读者: 梁漱溟、鲁迅和毛泽东” （Bertrand Russell’s The Problem of China（1922） and its Three Chinese Readers: Liang Shuming, Lu Xun and Mao Zedong）的讲座。本次讲座为燕京学堂2022-2023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九讲，由燕京学堂学业主任陆扬主持。

采访札记

讲座之前，童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童教授首先谈及罗素的经典著作《中国问题》。面对西方读者，罗素努力阐述中国当时的境况和诉求，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性格，提出其独到的见解和客观的评价。他曾在中国生活九个月，并且有着善于学习的性格，这为他日后撰写这本影响深远的书打下深厚的实践基础。罗素曾预判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但要达到这样的水平，需要保持自己优秀品质的同时，还需要谦虚地向外部世界学习。罗素对中国未来发展所表示出的期望与担忧，在一百多年后的读者看来，仍感触良多。

罗素是一位具有同情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当下参与国际对话和交流，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童教授表示，很大程度上，国际交流和人际交流的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两者都需要真诚的态度和善于学习的开放心态，都忌讳傲慢与心机，在交流过程中要努力做到真诚和讲理。不用刻意去迎合或取悦对方，过分考虑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形象。认真踏实做人做事，自然会获得对方的尊重，并能最有效地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传递自己的声音。

上海纽约大学和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都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采访最后，童教授谈道，年轻学子们虽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看世界的角度也不同，但都应具备愿意学习的诚意和善于学习的智慧，从而不断成长、共同进步。未来寄托在青年身上，大家应充满自信地承担起肩负的使命。08:40

讲座回眸

童教授首先介绍了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伯特兰 · 罗素，及其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在中国进行了九个月讲学和考察后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童教授提到，无论是在科学、文艺、哲学方面还是在社会活动领域，处处都可以看到罗素的身影。童教授还分享了罗素自述的生活动力：“三种简单而又极度强烈的情感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童教授以问题引入，介绍了为何选择罗素而非杜威（John Dewey）、萨特（Paul Sartre）等其他访问中国的思想家作为讲座核心人物，为何选择讲梁漱溟、鲁迅和毛泽东而非梁启超、胡适等其他读者，凸显了罗素与中国的深厚关联。

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预言，“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这一预言在百余年的努力中变为了现实。但除此以外，罗素担心中国在未来繁荣富强起来之后会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因此，童老师抛出了这一核心问题：罗素的“中国问题”解决以后，中国的“罗素问题”怎么回答？

梁漱溟给出的回答是“理性”与“理智”。梁漱溟的哲学思想就肇始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他对于“理性”与“理智”的思考也正是受到罗素关于“精神”（spirit）与“心智”（mind）研究的启发。梁漱溟认为中国应该让“理性”（reasonableness）优先于“理智”（rationality），中国民族精神之所以与众不同，正是在“理”。梁漱溟认为，力、利、理可以用于解释现代社会的所有矛盾纷争，但“理”应该成为最高准则。梁漱溟对“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中国人的‘人生向上’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理欲之争”之“理”，“义利之辨”之“义”。梁漱溟还引用罗素“中国人之特长为人生目的之正当概念（A just conception of the ends of life）”一语，表明“中国可以共享给世界者，就是这点东西”。

鲁迅给出的回答是“民力”（national strength）与“民气”（national spirit）。鲁迅先生面对“五卅惨案”时提出“民气论”与“民力论”观点，主张遭受屈辱的中国人在保持自己民族自尊气概的同时，永远要实干下去以富强自己。“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我想，这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的。”“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罗素虽然对中国人的品格表示赞美，但也曾应邀指出过中国人的弱点——“在我离开之际，有一位著名的作家请我指出中国人主要的弱点，我推辞不过，说了三点：贪婪、怯懦、冷漠。他听了之后，不但不生气，还认为评判恰当，进而探讨补救的方法。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正直的一例，正直是中国最大的优点。”童教授提到文豪鲁迅正是具有如此优点。鲁迅经常提到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认为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自我理解。直到1936年去世前不久，鲁迅还提到此书，希望尽早有人译出此书全文，“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傲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毛泽东的回答是“新文化”与“旧文化”。毛泽东曾经应《大公报》之邀，担任罗素在长沙演讲会的特约记录员。罗素发表了题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肯定地指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并将代替资本主义。他主张共产主义，但又不赞成“劳农专政”，不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促使有产阶级觉悟，以至不要妨碍自由，不要兴起暴力革命，不要引起战争。毛泽东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在致蔡和森、萧子升等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但对于中国的“罗素问题”，毛泽东也有深入的思考。童世骏教授在演讲中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提到“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大会上提到了相似的主张，不过更加具体，主张“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童世骏教授以“‘罗素式期待’还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作为整个讲座的总结，鼓励同学们关注中国所作出的国际贡献和中国发展背后的价值，希望西方世界能够涌现更多像罗素那样具有同情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

师生互动

Q：鲁迅对于“民气”的解释是关于理解和定义中国的身份和价值观，而“民力”是关于建立物质和制度的基础，使中国能够维护自己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如果“民气”占多数，国家就会变弱；如果“民力”占多数，国家就会变强大。在当代中国，这些概念是否有可能处于中间立场，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中国对两者都表示重视时，比如“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符合民气）和“一带一路倡议”（符合民力）？如果存在中间立场，它将如何影响我们对“中国罗素问题”的理解？

A：我刚刚引用的《中国问题》最后一段讲到的“学习”，相信会对你有启发，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文明都非常重视“学习”，而且这种不同文明间的竞争、学习都塑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标志性进步，因此我们应该考虑罗素关于相互学习和从历史中学习的讨论，在有关自身发展和全球治理“学些之竞争”中取胜的国家，才是真正的赢家。

采访/文字：郭一兰

讲座内容整理：唐恬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