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6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周雪光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带来了题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The Logic of Governance in China: An Organizational Approach）的讲座。本次讲座为燕京学堂2023—2024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四讲，由燕京学堂副院长范士明主持。

采访札记

周雪光教授首先谈及怎样解决权威体制和有效治理的基本矛盾。根据理论上的分析和讨论，他认为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内生性的。就目前来说，这种矛盾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我们在做的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即通过集权来解决分权带来的问题，而当在这个过程里中又出现新的问题时，又通过放权再来解决集权带来的问题。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起伏、波动中行进。如果将来有更好的信息反馈机制，我们也能进行不断地微调，可能也会相对更平稳地走过这段路。

接着，周教授指出，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中国的国家治理产生了非常大的震动。从好的方面来讲，过去我们的基础信息是一层一层地从下传递上来的，其“委托——代理”的矛盾产生了信息的不对称，因而决策者得到下面的信息非常困难。现在我们能够通过各种信息技术来快速、大规模地收集大数据。因此，信息技术的优势在于，它克服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真、延迟等矛盾。

然而，信息技术也有很大的危险性。首先，如何收集、处理和解释如此庞大的数据，成为了一套全新的问题。其次，信息到达了一个中心——如中央政府、省政府或某个资料中心——而与下面具体做事的人完全剥离开来了。这时，真正需要信息的，比如地方的基层干部可能反而没有信息了。此外，当人们觉得自己掌握很多信息时，往往会增强自信心，反而可能会做出一些盲目的决策，因此造成更大的危机。大数据带来的这些风险，是周教授更关注和关心的问题。

最后，周教授给同学们分享了他在学习、科研方面的经验。周教授表示，读书、做学问，不仅是他从事的职业、热爱的事业，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从在微博上与大家交流、写书、做学术，都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鼓励同学们尽可能地尝试不同的东西，在不断地试错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怕摔跤，不要怕走错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所以也有不同的选择。当遇到自己喜欢的兴趣时，跟随自己的内心。

讲座回眸

讲座伊始，周雪光教授提出了核心问题——中国的治理逻辑是什么，在日常治理中面临着哪些复杂的问题和挑战？

周教授从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现象与矛盾切入，展开本次讲座的讨论：一方面，中国见证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发挥着强大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在官僚体系内部，中央——地方关系在向上集权与向下授权的抉择中轮番交替；面对这种张力，央地关系如何协调？中国幅员辽阔，如何既保证政策在不同地方得以有效实施又尊重各地的地域性特色？

周教授提出，上述的种种现象均产生自权威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权威体制趋向于权力和资源的向上集中，从而削弱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有效性，而有效治理又常常导致大家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权威体制的政令统一产生威胁。为应对这一基本矛盾，国家治理中产生了一系列应对机制。

其一，保持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的动态关系。一方面，各层次政府对中央的顶层设计与政策需要保持一统的认同与贯彻实施，中央权威进而得以彰显；但与此同时，在政策的落实上，允许或默许各地、各领域的基层政府根据当地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增强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互相依赖、相辅相成。正式制度保证国家权威的可靠性与稳定性；非正式制度，如以“礼”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可以在不挑战正式制度的前提下允许各地各领域的灵活性，以万变应不变。

其三，政治教化的礼仪化。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剧变，单纯依靠空洞的教化内容统一观念的努力收效甚微。因此，政治教化从一种意识形态武器变为一种政治仪式，在仪式上表现出保持与中央权威一致的姿态。

其四，运动型治理机制。运动型治理机制是调节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矛盾关系的一个重要机制，以此超越官僚制度失败和地方性或局部性偏差，达到纠偏、规范边界的意图。

然而，这些应对措施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后果。国家治理长期在向上集权与向下分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脆弱平衡之间来回摇摆，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周期；同时，国家权力官僚化也给国家治理的规范化和专业化带来了很大挑战。

师生互动

Q：中国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目前的中国国情所造成的，还是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

A：如果我们寻找今天的中国官僚机构与中国传统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联系。实际上，很多差异化的组织模式的实践从传统中国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与过去既有连续性，也有巨大的不同和张力。

Q：“层层加码”也有一个对应的词——“层层递减”。很多文献讨论到，“层层递减”似乎是“层层加码”的结果。如何看待这二者的关系？这二者如何被整合进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中？

A：这实质上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层层加码”是指工作量向下增加，因为必须确保下层的执行不会出现问题。“层层递减”则是指在实际工作中尽量减少这种工作量。他们也知道其中有些任务不太现实，很难通过努力达到要求，因此只能与周围的人制造所谓的形式主义。这就是正式制度中的正式规章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中的非正式实践之间的差异。

采访/文字：李独怡

讲座内容整理：陈荃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