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8日，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助理教授John Alekna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带来了题为"寻找新闻，塑造中国：通过信息技术重新想象中国历史"（Seeking News, Making China: Reimagining Chinese History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讲座。本次讲座为燕京学堂2023—2024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九讲，由燕京学堂副院长Brent Haas主持。

采访札记

讲座开始之前，我们采访了Alekna老师。Alekna老师首先谈及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他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社会，这让许多人感到紧张。然而，若我们回顾历史，就能以更深刻的视角来看待未来的变化。过去，我们的社会经历过许多类似的通信技术革命，比如欧洲文艺复兴、谷登堡印刷革命、东亚雕版印刷革命，以及电报、大众报纸和互联网的出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与过去一样，虽然开始时会引发混乱，但我们最终能够度过这一次挑战。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将改变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政府、教育机构、企业都需要适应这种变化，人们需要适应新形式的人工智能写作和学习。在这个剧变过程中，许多个人和机构会陷入不稳定和迷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学会探讨如何利用这些系统，围绕它们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最终，社会将进入一个新的平稳状态，人们将不再畏惧这种新技术，而是将其视为日常之物。

接着，Alekna老师谈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出现的科学精神，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过去的几百年的时间里，任何文化、知识环境和对世界的理解方式都在不断变化。自宋末元初以来，尤其是在朱熹领导下的新儒学发展中，中国的知识生活一直在不断变化。在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学者开始转向更加经验主义、基于证据、实验性的知识获取形式，试图通过自身经验来解释真理、现实和知识，而不再依赖形而上学或古代文本的理解方式。这种转变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似，欧洲的科学家如伽利略、牛顿、博伊尔也在实验世界，记录各种自然现象。从17到19世纪，当欧洲科学精神直接地与中国产生互动时，人们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双方都从事类似的实证研究。在18到19世纪，西方与中国的文化互动增多，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Alekna老师认为这种互动并非冲突，而是一种相互影响和融合，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而非文明之间的对抗。

最后，Alekna老师从自身经历出发，分享了他在跨文化学习和研究中的经验。他指出，燕京学堂为学生们搭建了一个推动跨文化研究和跨文化交流项目的平台。文化对于那些文化之外的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社会内部的差异要比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因此，如果我们决定去了解另一个社会，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总是能够理解那个文化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

讲座回眸

讲座开始，John Alekna老师讨论了中国在20世纪初经历的社会变革，并阐述了无线电波与各种通讯技术对政治、经济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演变受技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所驱动，而新闻传播在其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因此，要了解中国社会，就必须全面理解中国的信息传播体系。

Alekna老师引用了哈罗德·因尼斯 (Harold Innis)、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等学者的著作，强调了通讯技术在塑造社会结构与运作方面的作用。他指出，尽管一些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这种观点不适用于中国社会。民族主义被视为一种现代构建，为了更好地解释社会变革，应考虑其他政治和历史因素。Alekna老师指出，中国的信息传播是一种集体体验。无论是通过广播还是报纸，信息通常在公共场所共享，与西方社会中流行的私人化、个性化获取新闻的模式不同。

Alekna老师概述了他在自己的书中提出的三个论点：大众社会是通过技术政治的互动而呈现的；新闻和信息需求对推动社会变革起着巨大的作用；运用新闻景观分析方法理解社会通讯变化具有重要性。Alekna老师将 “新闻 ”定义为具有时效性的信息。西方通常将新闻与宣传严格区分开来，但Alekna老师认为，新闻、宣传和其他形式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完全分开来的，将信息贴上“宣传”的标签往往是出于个人偏见。

Alekna老师接着举例说明了20世纪初中国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情况。以五四运动为例，他指出，当时的通讯基础建设不发达，技术和地理因素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新闻的传播。他认为，当时的中国缺乏有效的信息传播体系，并不是因为语言、文字或文化因素，因为日本在同一时期成功地发行了报纸，也不是因为西方或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像土耳其和阿根廷等半殖民地和被殖民地国家早期就拥有了先进技术。Alekna老师认为，这个问题归因于当时中国政治的不统一和缺乏果断的行动。政治因素严重阻碍了技术基础设施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无线电广播开始出现。Alekna老师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变革性的技术，因为它能够绕过地理障碍，覆盖整个国家，不需要像铁路那样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抗日战争期间，无线电广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传播了重要信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希望。此外，Alekna老师也提到了妇女在中国信息传播体系中的显著地位，并将其与当时西方文化对妇女的偏见进行了对比。中国妇女在信息传播中的可见性和参与度直接打破了对高音调声音的技术偏见，彰显了朝向现代化和女权主义的文化转变。

最后，Alekna老师总结讨论了广播网络在同步政治与社会变革、促进大规模动员的作用。他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是一个线性发展，达到每个人都能通过扩音器听到国家信息的终点。相反，在技术与政治的互动中，政治层面的因素发挥着关键作用，决定了社会中技术发展的方向和结果。政治的本质是选择，技术则存在于社会框架内，因此会根据决策者的选择产生不同的结果。Alekna老师强调，不应将信息传播的进展视为线性过程，尽管新闻和信息大量传播，但社会秩序仍有出现混乱的潜在可能性。他表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其特有形式，与20世纪之前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不同。新闻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也发挥了核心作用。

师生互动

Q：过去，人们获取新闻的途径很有限。以农村地区为例，要想获取新闻，通常需要前往社区礼堂收听广播。处于不同的居住地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获取新闻的便利程度就会有所不同。您认为，个人的观点是否会受到新闻供应和获取新闻能力的影响？

A：是的，确实会受影响。我们对报纸的体验会因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处的阶层、我们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但我认为人们获取新闻的愿望是不会改变的。有些学者质疑，农村的农民在意识到新闻的存在之前知否真的渴望新闻。我觉得这种看待他人的方式非常傲慢。我认为即使是以前的人，即使是生活在组织方式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社会中的人，通常也会感受到与我们相同的欲望和情感。虽然他们对新闻的生活体验与我们是不同的，但他们对新闻的感受，以及他们对获取更多新闻和参与新闻报道的推动力是普遍存在的。

Q：相较于其他以广告为基础的新闻业营运模式，你认为中国新闻业这种获得政府支持的模式对你的论点有多重要？

A：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非常不同，他们并不完全采用基于广告或订阅的模式。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的很多发展都是在资本主义逻辑之外进行的，这是非常独特的。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它经历这些过程的时间相对较晚。因此，制造大众报纸、广播电台和接收器的工业技术已经存在，自由市场逻辑在其他地区盛行，并已达到可以进入中国并加以利用的程度，无需在这里实施同样的资本主义过程。

然而，信息系统的货币化仍然是其最薄弱的环节。以1953 年前的上海电台为例，当时上海似乎应该拥有最强大的广播电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上海，人们很难听到广播，因为有太多小型私人广播电台在做广告，比如美国的夜总会和各种剧院，几乎所有东西都有广播。这种自由市场体系意味着整体接收质量和传播的信息量都比其他地方要小。因此，中国采用的模式要么是志愿者制度，即人们自愿将新闻抄写下来并传播；要么是政府指导制度，政府介入开发技术，推动地方官员引入大众收听，推动地方官员在资本主义逻辑之外发起小型报纸。这种货币化会导致系统资本不足。

采访/文字：李独怡

讲座内容整理：Hong Kai 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