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6日，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Ronald Egan（艾朗诺）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带来了题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史的目的是什么？”（What Are Foreign Scholars Who Study China's Cultural History Trying to Accomplish?）的讲座。本次讲座为燕京学堂2024—2025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十讲，由燕京学堂学业主任陆扬主持。

采访札记

在讲座之前，我们采访了艾朗诺教授。他首先对比了李清照与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等西方女性作家的创作困境。艾朗诺教授指出，尽管同样面临性别偏见，但两者的创作境遇存在显著差异。李清照年少即以诗文闻名，十七八岁时便以出众的诗文造诣受到文人精英的赏识。其父李格非的学者身份，加之晁补之、张耒等文坛名流的提携，使她始终能以本名在主流文坛发声。相比之下，简·奥斯汀需要在家庭起居室的私密空间中创作，夏洛特·勃朗特则不得不采用男性笔名出版作品，这反映了19世纪英国女性作家在职业化写作初期的身份困境。因此，尽管李清照后期也遭遇批评与偏见，但她自初入文坛便能以真实身份进行创作，这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显得尤为独特。

接着，艾朗诺教授分析了翻译《管锥编》时面临的双重挑战：既要保持学术翻译的忠实性，又要确保英语读者能够接受。他指出这部著作的艰涩程度超乎寻常——许多中国学者都坦言难以通读，其庞杂的古典文献引用和密集的论证例证构成了跨文化转译的主要障碍。为平衡这一矛盾，艾朗诺教授采取了系统性调整策略：在不影响核心论点的前提下，将原文中某论点下的15个例证精简至八九个，并以省略号标记删节处，同时添加大量注释以疏解文化语境。他半开玩笑地表示“不得不怜悯英语读者”，强调这种处理旨在“帮助英语读者理解”。艾朗诺教授区分了小说、杂记、散文等通俗文本的直译原则与学术专著的特殊处理需求。

最后，艾朗诺教授为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就跨文化研究给出了积极的建议。他首先强调，跨文化学习与研究虽充满挑战，却也带来巨大收获。通过对比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研究者将对人生获得更立体的认知。他进一步强调保持谦逊的重要性，提醒学生们作为外国文化的观察者，应避免在初步探索后便产生已完全通透的错觉。艾朗诺教授特别指出，跨文化研究需要时间与耐心，真正理解需要数十年沉淀，而非短期速成。

讲座回眸

在讲座中，艾朗诺教授探讨了海外学者从事中国研究的动机与目标。他指出，“外国学者”（foreign scholars）这一术语中的“foreign”并非指文化或语言身份上的“外”，而是地理意义上的“在中国以外”。无论研究者是否有中国血统，母语是否为中文，只要在海外从事中国研究，皆属此范畴。以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为例，六位专攻中国文学、电影、文化史的教授中，仅有一位非中文母语者，其余五位均在中国出生长大，后赴美发展学术事业。这反映了当代海外中国研究队伍的变化——今天在美国讲坛上讨论中国的“外国学者”，大多数是“母语为中文”的中国出生者，他们只是将学术生涯建立在了地理意义上的“国外”。

艾朗诺教授将海外中国研究归纳为三个学术目标层次。第一层次是教学与大众写作，这是最基础、最普遍的目标。研究者在西方大学中教授前现代中国历史，同时撰写通俗易懂的作品，以弥补西方社会对中国认知的广泛缺失。艾朗诺教授指出，这种认知匮乏在普通大众及高校学生中均普遍存在，多数学生高中时几乎从未接触过非美国历史或文化。因此，海外中国研究者除了教学，还要撰写面向大众的书籍或文章，这种工作是对抗“无知浪潮”的第一道防线，具有重要的公共价值。

第二层次是比较文明研究，这是一个更为专业、参与者更少的研究方向，即将中国与其他世界文明在文化、历史、哲学等方面进行系统比较，旨在让中国不只是“被研究”的对象，而能成为全球学术讨论的积极参与者，让“中国知识”在世界学科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能真正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极少，因为深入理解中国已需毕生精力，若要再精通另一文明体系，更需多重学术背景和训练，这对任何学者而言都是巨大挑战。艾朗诺教授举例说明，美国学界许多传统学科高度以欧洲为中心。如斯坦福大学艺术史系约三十位教授中，仅两位研究亚洲艺术；历史系五十五位正教授中，研究中国的仅三位。这种资源分配的极度失衡，导致中国文明在当今西方学术的主流知识结构中几乎被边缘化。

第三层次是以异域视角推进中国研究，这是艾朗诺教授认为最具学术雄心和挑战性的目标，即用不同于本土传统的视角，参与中国学术研究，并做出实质性贡献。这意味着研究者不仅是在国外介绍中国，而是真正推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与知识发展。他们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甚至构建可以与中国本土研究者对话乃至挑战的解释框架。然而，这条路径面临语言环境非中文、资源差异明显、目标读者群体有限等多重挑战。有趣的是，即使研究主题相当冷门，这些英文著作的中译本销量常超原版十倍以上。

艾朗诺教授以三位学者的著作为例，展示“第三层次研究”的具体成果。华盛顿大学的Patricia Ebrey教授所著的宋徽宗传记提供了全新的历史解读视角。在传统中文叙述中，宋徽宗常被描绘为昏庸享乐的“亡国之君”。Ebrey教授采用跨学科的分析方法，结合传记写作、政治文化史、美术史及宫廷仪式研究，呈现其复杂多面的形象。她不以国家灭亡为唯一评判标准，而是关注宋徽宗在艺术、宗教、医学推广等方面的成就与个人魅力。传统史学往往“带着结局去书写过程”，将失败强加于历史人物，而Ebrey教授的传记打破了“末代皇帝必然昏庸”的刻板印象，提供了一种更为中立的历史叙述方式。

普林斯顿大学的Anna Shields教授研究中唐时期的文学与文化，关注文人如何通过写作和交往建构自我身份。她的研究视角更为社会化，不仅分析文学作品本身，更关注文人如何通过彼此评价、诗文互赠、参加文会等活动，逐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化网络。她尤其关注“名望”(reputation)这一概念，探讨唐代士人如何在群体之中定义个人，他们的声誉如何在不同交往场域中被建构、认可或挑战。这种分析方式与传统中文文学批评不同，更关注文学背后的“人”及其社会实践而非审美价值。这项研究拓展了对“文学史”概念的理解，提醒我们文学是人际关系、政治环境与社会秩序交织下的产物。她所运用的社群研究方法、人际网络分析在中国本土学界尚未得到系统应用。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Tobie Meyer-Fong教授关注“扬州十日”（1645年清军屠城事件）后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重建。传统叙述常将其视为清初暴力统一的一部分，鲜少作为长期社会记忆研究。Meyer-Fong从“记忆”与“哀悼”的角度切入，探讨扬州在大屠杀之后的重建，涵盖城市物理重建及文化、情感和象征意义的修复。她分析大量碑文、祭文、回忆录、诗文和地方志，关注普通人处理创伤的方式、士人维护文化身份的途径，以及清政府“重写”历史的官方叙事。这种研究方式不以王朝更替或政治斗争为主线，而是用情感史的方法，重建了一段复杂且被压抑的社会心理过程。

艾朗诺教授介绍了两个由海外学界率先发展并逐渐影响中国本土学术的重要领域，其一为手稿研究。以贾斐(Tia Féi)与Christopher Nugent为代表的学者将欧洲成熟的手稿研究(Manuscript Studies)理论方法引入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他们借鉴欧美学者对于文本、物质载体、抄写文化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关注的不仅是“写了什么”，更是“写在哪里”以及“为什么以这样方式呈现”等问题。这种研究挑战了中国传统学术对文本“稳定性”的假设，提出中国文本并非恒定不变，而是经历了修改、变异、重写等过程。这种观点在中国学界引起发震动。欧洲与中国在文本传播上存在根本差异：欧洲使用耐久的羊皮纸且印刷术发展晚，导致大量手抄本保存下来；而中国早期采用纸张并发展印刷，使得文本传承主要依赖印刷本而非手抄本。这种差异也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欧洲学者习惯于面对“文本的不稳定性”，而中国传统则追求“文本的纯净与还原”。

二是女性研究。女性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伴随女权运动发展，直到90年代才开始被中国学界接纳。最初的中国女性研究较为简单直接，即发掘被忽视的女性作家并将其纳入文学史书写。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尝试还原那些没有留下文字、甚至不识字的女性的生活。如耶鲁大学历史学家Jonathan Spence的著作《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这本书通过零碎的司法记录，重建了一这位普通女性的生活轨迹，探讨了在父权体制下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这种研究不仅关注“女性写了什么”，更关注“女性经历了什么”。还有学者研究17世纪清军入关时期女性的战争经历与文学表达，揭示性别、创伤与文学之间的复杂交织，不仅研究女性自己如何用文字记录战乱、抒发悲愤，也关注男性文人如何在作品中书写女性的遭遇。如有些男性作家借女性在屠杀中的英勇殉节之举，来表达自己的羞愧与无力感。

艾朗诺教授指出，这些海外学者以不同视角提出新问题、开启新对话。这种“异域视角”在未来的中国研究中愈发重要。无论研究者出生在哪里，母语是什么，选择在中国之外研究中国，都是希望搭建起一座连接中外学术、历史与当下、本土与全球的桥梁。通过这样的努力，中国文明或许能在全球学术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能为世界提供宝贵的参照与启示。

师生互动

Q：在“西方书籍史”课程上，我们研读The Archaeology of Reading和Re-Orienting China等著作，希望从中汲取方法，以应用于中国古代文献研究。这反映出非中文母语者的研究成果正逐渐影响中国学术生态。但也存在时间上的“滞后”现象，如贾斐教授的著作多年前出版，而中国文献学界近几年才开始关注“手稿”及“文本不稳定性”等概念。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时间差”？未来中外学术互动还有哪些新可能？

A：现在中国学界开始关注这些话题，这令人欣慰。“二十年差距”在学术发展的时间尺度上微不足道。思想的传播、学术的转化，本来就需要时间。我今天的发言不是为了传达“只有来自中国之外的学者才带来了洞见”，而是向大家展示中国研究的一种“角度”——一种你们可能还不太熟悉，但正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影响力的学术路径。你们中的很多人具备跨文化的思维方式和成长背景，会对这样的内容产生共鸣。

中国学界的态度在变。我最初来中国的那些年，要让中文系的老师们对“中国之外的中国研究”感兴趣很难。他们往往不关注这些研究成果。但现在不同了，中国一些顶尖高校几乎都配有专门研究“海外中国学”的教师，他们研究中国之外的中国研究现状，并开设相关课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此外，现在关于中国的英文学术著作的中译本也越来越多，甚至比中文著作被翻译成英文的数量还要多，从英语到中文的翻译比中文到英文的翻译还频繁。这并不理想。理想状态应该是双向平衡，彼此对话，而不是单方面输出。

Q：关于您提到的“第二项——跨文明比较研究”，该领域难点极高，如学者要同时精通中国文明以及其他多个领域。然而，实践中一些学者虽然只略懂中国，却仍大胆尝试此类研究。但此类研究常遭中国研究领域的批评，引发学界激烈争论。研究中国的学者是否已趋于保守？这些阻力并不仅源于外部，也来自学科内部的排斥。中国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是否已经得僵化？

A：在学术界，“专业领域的竞争心理”普遍存在。外行学者“闯入”某领域时，该领域专家很容易产生排斥反应，第一时间指出其“错了”“不懂”，而不是建立建设性对话，这是人性使然。这种学术排他性各地、各领域都有，我们对其保持警惕。

我们可以怎么做？我想，也许“团队教学”的办法可行。在斯坦福，我与另两位教授共同授课，分别专攻中东历史、古希腊与罗马历史和中国古代史。我们在课上轮流讲解，每人发言约二十分钟，围绕一个有共同价值的问题展开，比如对“自然”的看法、“法律”的运作，或“死后世界”的宗教观念等。这种合作教学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我们在课前已经达成共识：彼此都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我们可以信任对方所讲内容的准确性和深度。同时，我们也能引导学生思考、提问，从而让课堂真正成为一次多元文明的对话。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许可以部分缓解“难以掌握多学科”的问题。

也许今后会有越来越多学者跨越专业边界，深入掌握不止一个学术领域。但这种人才不会马上大量出现。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仍会面对一些比较“敏感”或“防御性强”的专家，他们会对“外来者”产生抵触、甚至公开批评。当然，我们也得承认，有时这些批评可能是对的。

Q：今天我们谈论“比较研究”，许多学者如贾斐（Tianxia Fei）的博士学位是在普林斯顿或哈佛取得的，所接触的文献与方法论本质上是西方教育体系的产物。今天的讲座也是用英语进行的，非英语母语者吸收信息会有所削弱。那么，在英语主导的学术体系里，我们是否能做出“真正的比较研究”？还是要等到中文学术体系发展到与西方相当的水平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对等交流”？

A：确实，我今天提到的诸多学者是在美国接受博士训练的，其学术环境、语言背景、阅读材料、对话对象皆围绕着“英语世界”展开。这确实是一个潜在的问题：不同学术体系之间能否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沟通？

我在学术生涯中一直有意识地抵抗将西方的方法、框架、假设强行套用在中国历史材料上的倾向。我研究十一、十二世纪的中国文献，这些文献在产生时几乎没有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我经常思考：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学术敏感性，去意识到一个方法是否“适用于这套材料”？这是需要格外谨慎处理的事，不能随意将不适配的学术假设强加于另一文化体系。

三十年前，比较文学兴起时，许多研究将西方经典作家当作“评价标准”，如将王维的诗和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诗对比，用华兹华斯的诗观来判断王维的“成就”。这种做法显然不公正，忽视文化差异、方法论单一，如今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摒弃。

一个学者的学术环境会深刻地影响他的研究方式。这种影响有时候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有害的。学者是否具备自我意识、反思能力与批判精神，决定了其研究受环境影响的程度。他需时刻自问所用方法是否真正适用于研究对象。

采访/文字：李独怡

讲座内容整理：何蔓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