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四十周年，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名誉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撰文，回忆与谢希德和汪熙两位先生的往昔故事，以作纪念。现将原文转发如下。
今年三月初我在昆山杜克大学参加顾问委员会会议期间，接到复旦大学吴心伯老师的电话。他很诚恳地邀请我为复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纪念文集写一篇文章。我回答说，如果写，我就写两位值得永远纪念的老先生：谢希德和汪熙。吴心伯老师对此非常支持。
四月底，我在杭州西湖边巧遇多年未见的沈丁立老师，说起我要写谢先生和汪先生。他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提供素材。
复旦与北大，分处南北，都承担着为振兴中华而培养人才的使命。既是大学，也就有一代代人的传承。在一个开放的大环境里，这样的传承不受校园地域的限制。
我第一次见到谢希德先生是在1985年秋天。全国中美关系史首届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我随北大历史系罗荣渠老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章百家前往参会。汪熙先生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谢希德先生是复旦大学校长，参加了开幕式。
40年过去了，会议的详细情况已经淡出了我的记忆。但现在香港大学任教的徐国琦老师用他的文字帮我恢复了场景。在他的《边缘人偶记》一书中，他这样叙述参会感想：“我的最大收获是不仅能聆听大名鼎鼎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滔滔不绝且精彩绝伦的宏论，更有幸一睹其风采。参会对我增长见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洗耳恭听刚从加州伯克利分校进修归来的袁明老师的报告和心得。” （徐国琦：《边缘人偶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3页）那是一场少长咸集的会议，参会者年龄从20多岁到80多岁，加上复旦校内师生近100人。国琦是最年轻的正式代表，当时他正在南开大学跟随杨生茂先生读研究生。80年代初出国的人不多，我算是回国较早的。前辈学者如李慎之、资中筠、罗荣渠等都鼓励我在会上结合访美体会讲讲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估计有人把我的发言报告了谢校长。会议结束后，北大老同学、后任职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朱明权老师来告诉我：“谢希德校长要见你。”
那时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大楼正在筹建之中。与谢校长的见面就在一个很普通的教室里，她大约是刚下课。谢校长轻声细语，称我为“袁明同志”。她告诉我，复旦大学已经成立了美国研究中心，她担任主任。她说“因为这是一个大局。” 我则向她报告，北大正在筹备一个关于中美关系史的国际会议，邀请两国中青年学者做主要论文报告人，资深学者担任顾问。丁石孙校长非常重视，亲自了解并帮助解决具体困难。谢校长说：“丁校长是一位实干家。请代我向他问好。”
回到北京以后，我将上海行告诉了北大美国研究中心的马士沂、管玉珊等老师。他们都是燕京大学校友。他们了解的情况比我更多。马士沂老师说，为了筹建复旦美国研究中心，除了得到教育部和上海市的支持，谢校长还亲自去美国筹款。 “她有许多朋友，也得到信任。我们也都支持她。” 我告诉他们，谢校长还邀请我参加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我只是北大一个青年教员，何德何能，但是生逢大时代，又遇到如此让人佩服的长辈，一定尽心尽力。
后来出差上海，又有几次见到谢校长的机会。每次见面都如沐春风。印象很深的是，90年代初最后一次见面结束时，她说“很抱歉啊，袁明同志，这次不能久谈了。我还要赶到医院去看我病中的先生。只要在上海，我每天都要去看看他。” 从她的轻声细语中，我听出了无边的温柔，那里面也有无边的坚强。
谢校长在第一次见面时说的“大局”两字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听丁石孙校长也说过类似的话。1985年我回国后开始组织中美两国中青年学者会议，讨论1945—1955年的中美关系。在向丁校长汇报时，他很明确表示支持说：“这一段历史太重要了，不仅是历史，还是现实。台湾问题还是在那里。” 谢校长是物理学家，丁校长是数学家。他们的视野则远超自己本学科的范畴，把握事情时有一种气度，令人敬仰。
与汪熙先生的忘年交始于神交。1979年，我回到北大，随王铁崖先生读研究生，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读书看杂志。一天在《世界历史》杂志上读到汪先生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觉得观点独到，便去问我的“编外导师”罗荣渠。罗老师说，学术界应当鼓励讨论。1985年以后，我有了多次直接向汪先生当面请教的机会。第一次与他聊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的事情时，他很认真地讲：“我们要编一套美国研究丛书，这个工作可以不断地做下去。” 说时递给我一张他手写的书稿名单，上面列着十余种已经在进行撰写和翻译的书稿名单。
与汪先生的见面多数在上海。有一次他到北京出差，还特地到家里来看我。当时我住在北大燕南园51号二楼，楼梯狭窄，我再三请年过花甲的他步下留意。那一次汪先生兴致很高，我们留饭，他欣然同意。我们谈的多是美国研究。我发现，平时不苟言笑的汪先生其实是一位真性情之人。那天他略小酌，妙语连珠。
也是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高人”后面还有“高人”。在2023年出版的《陈翰笙书信集》一书中，我读到汪熙先生与陈翰老的几十封通信。1981年我写硕士论文时，曾去东华门陈翰老旧居向他当面请教。导师王铁崖先生告诉我，陈翰老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由李大钊介绍，于1926年参加共产国际，后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从事地下工作25年，深得周恩来总理的信任。1951年回国后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汪熙先生与陈翰老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亦师亦友的关系。
我在《陈翰笙书信集》中读到，汪熙先生于1985年2月4日手书函告陈翰老，他已经担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希望翰老对中心研究工作提出建议。陈翰老于2月7日回复，提出15点研究重点建议，仅录于下。“（1）支持共和党的财团的历史，（2）目前所谓院外集团的真相，（3）美国在南亚、东南亚的各项政策，（4）美日间的各种关系，（5）美苏在中东的冲突，（6）美苏在欧洲和非洲的冲突，（7）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资本输出有何变化，（8）美国跨国公司的势力消涨，（9）美国的大学教育正在进步呢抑或退步？（10）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正在退步呢抑或进步？（11）共和党对我国的政策有何变动？（12）中美在航空事业上的合作有何问题？（13）中美合资办工商业有何利弊？（14）美国的宗教人士对我国是否有什么帮助的设想？（15）美国对南朝鲜的政策有何进展？”（丁利刚编：《陈翰笙书信集》，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404页）
陈翰笙先生与汪熙先生有着深厚师生之谊，读他们之间的信札是一次心灵洗礼。“君子之交”该应如此。而就美国研究而言，陈翰老40年前所列，到现在也是道道“真题”。
优秀的人有一种特殊能力，就是他们能不断地吸引和聚拢年轻人。在遇见复旦大学谢希德、汪熙先生时，我只是一名北大的普通青年教师。论资历与学识，皆不能望前辈项背。但是大时代与美国研究这个大题，让我有了走近大师、学习大师的机会。这让我在眼界、学识、做人、做事方面终身受益。感谢大时代，感谢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祝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