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举办“中国与世界：关注、探讨与展望”高端学术论坛，汇聚了海内外顶尖学者，共同探索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研究与文明互鉴。去年，燕京学堂成立十周年之际，张隆溪教授着手汇总当年各位学者的讲稿，编辑成籍《中国与世界：关注、探讨与展望》，今年春天，由华文出版社正式出版。今日，我们以文集出版为契机，回顾这场学术盛会，重新聆听与会学者的真知灼见。

本期推文聚焦该论坛与会者，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比较文学学会荣誉主席，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讲座教授张隆溪的访谈，他从苏轼《题西林壁》的哲思出发，剖析中西学术视野的融合之道，强调打破“内”与“外”的界限，以开放胸怀推动跨文化理解。

此次的采访人曲楠，也已从当年会务组的学生成长为青年学者，其个人学术路径亦印证了这场论坛的深远影响——正如他所言，唯有“跃出椰壳碗”，方能看见更辽阔的世界。

《中国与世界：关注、探讨与展望》总序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名誉院长袁明、院长董强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成立十周年了。十年以来，学堂以“跨文化交流：聚焦中国，关怀世界”为宗旨，吸引全球优秀青年才俊聚集燕园，利用北京大学丰厚的学术资源让他们学习和了解中国。我们在自己几十年的国际人文交往经历中，已经深深体会到，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尤其是将来会成为各方面领导人物的年轻学子，了解和读懂中国，将是世界人文交流景观中的一个新亮点。

我们在办学中不断探索“上天入地”。既然在中国、在北京大学做这篇“中国与世界”的大文章，就应该尽量给青年人创造机会，让他们能触摸中国研究的精神天空。同时，我们也把课堂设到中国大地上，创造条件让青年人走进生活，感知社会，用青年人的才华和青春语言参与讲好“中国故事”。

2015年至今，燕京学堂已经招收了来自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的1074位青年学生，他们来自390所优秀大学，其中许多是世界名校。青年人在一起问道求学，砥砺前行，即便是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时，线上学习，诸多困难，也没有消减他们做好中国研究的志向和努力。

在燕京学堂成立十周年之际，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张隆溪将学堂召开过的两次国际学术会议论文编辑成书，作为学堂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也是燕京学堂学术活动的记录。我们将来会一如既往，培养跨学科的国际化人才，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不同国家及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不懈的努力。

与张隆溪教授对谈

Q：在比较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时，您引用了苏轼的绝句《题西林壁》，并尤其强调前面两句，意在说明研究视野之于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就中国研究的视野而言，相比于更有名的后两句以及一般人理解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您为何更为强调消除内（本土）与外（西方）、主观与客观的界限？这种强调，除了基于学术史的反思，是否也关乎您对今天中国与西方现实政治处境的省察？

A：相对于唐诗之自然雄浑，宋诗常自省思辨，有深沉的理趣，苏轼的《題西林璧》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这首诗讲的是如何认识一个复杂事物的道理，正好可以用来说明如何认识中国。此诗最后两句尽人皆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般人把这理解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意思，这样一来，从外面看中国的汉学家们好像更能认识中国。但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此诗开头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是由于立场和观察角度的不同，人们对复杂事物可以有不同认识，这正是当代阐释学强调的视野（horizon）和角度的概念。这首诗给我们的启迪，就是我们要认识中国，就不要过度强调内与外、本土与海外、中国学者与汉学家之间的区分，而应该加强互相的沟通和了解，以获取更全面、更接近于真理的认识。这当然是基于对以往学术史的考察和反思，是学理的认识，但同时又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尤其对于当前中国与西方地缘政治的局势，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Q：从一战、二战，到冷战，20世纪西方知识群体不断展开、调整对于中国的认知与想象，似乎总与其经历的“危机时刻”相关。这种“危机时刻”外化为社会失序或暴力战争，根源于西方内部的思想危机，即对于自身现代性逻辑的反思。您如何观察和理解这种“危机时刻”下的中国研究？对于今天的西方与世界而言，该如何评判中国之于“危机时刻”的角色与价值？

A：西方研究中国有传统的汉学（Sinology）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虽然这两者不是截然不同，但大致说来，汉学是从语言、文献、历史等方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研究更带有了解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现实目的，更近于你所说“危机时刻”的研究。不过无论传统汉学还是中国研究，大部分做研究的学者都遵从学术规范和理性原则，不一定主动呼应政治甚至政府的需要。当然，西方学者有他们的立场和视角，提出的理论观念往往反映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就当前世界正在发生转变的格局而言，中国的崛起是西方中国研究极为关注的问题，像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阿里森（Graham Allison）就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他自己说，“修昔底德陷阱”只是一个比喻，是为了强调目前地缘政治局势的危机而设立的，目的是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发挥政治智慧，避免危机恶化和战争冲突。这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实力的增强，是关系到当前世界格局的大事件，也会深刻影响到世界的未来。

Q：您提到了海外汉学研究模式的两种转换：其一是“从中国发现历史”，即舍弃二元对立的西方中心主义，回返中国本土的历史场域与复杂细节；其二是“从中国发现世界”，即突破区域史、国别史、民族史的局限，将中国问题放置在全球化的视野之下，其背后同样旨在反思西方以自身为中心所建构的世界版图与全球秩序。这两种研究模式，恰好对应着当下中国学界所强调的“中国道路”与“世界视野”。对您而言，如何在研究中把握本土化与全球化的要求，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现实层面，对于中国而言，“在世界中”（worlding/being-in-the-world，海德格尔）究竟意味着什么？

A：二十世纪西方学界反思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的学术，提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就批评过去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都是从西方出发，秉持的是西方中心的观点，他提倡从中国人的观点去看中国历史。作为一个西方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十分难能可贵，但正如我刚才用苏轼的诗说明的那样，完全排除自己的主观立场和视野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这正是海德格尔提出人的存在是处于具体时间和地点中的存在，是“定在”（Dasein）的意义所在，所以伽达默尔（H. G. Gadamer）的阐释学承认人的视野和立场的合理性，认为真正的理解是认识者与被认识者视野的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 fusion of horizons）。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认识中国应该从不同视野和角度去探讨问题，既要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又要了解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具有宽广的胸怀和开阔的眼光，怀着对其他民族和文化传统同情与理解的态度，在世界的大环境中去看中国，力求达到跨文化的理解，促进世界走向更和平美好的未来。

Q：近现代中国以钱锺书为代表的学贯中西型学者，于当今而言，已近乎某种消逝的风景。您深耕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领域，坚守中西文明对话的文史研究，正是在践行和传承这种精微的跨文化研究范式。在今天倡导“人类共同体”与“文明互鉴”的思想趋势下，中西文明的跨界对话依旧被学术界引为共识。对您而言，“跨文化研究”如何成为可能？需要怀抱怎样的关怀，注意哪些问题？如何走出封闭的文化圈，争取更大的开放性？

A：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幸结识钱锺书先生，与他有很多交往，也有许多书信往来。在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我很认同钱先生在《谈艺录》序里提出的一个基本思想，那就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这表现出中国文化开放包容的精神、海纳百川的气度，而具体到做学问上，就是要超出自己本身的局限，不断在坚实的基础上吸取新知，打开眼界，认识到人类的普世价值。对年轻人来说，学好外语，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在全球范围内理解和思考问题，就是为跨文化研究打好基础。燕京学堂就是一个很理想的环境。一方面，它使国外的年轻学者能够以亲身体验了解中国；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同学可以接触到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在互相学习交往中获得跨文化理解的宝贵经验。这对于同学们自己、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都有重大的意义。

从“中国与世界”出发——曲楠

十年前，我刚在中文系开启燕园的硕士学业时，有幸作为会务筹备组的一员，参与到“中国与世界”这场学术盛会中。当时，除了宣传与接待等集体会务工作，我还被指派对接王赓武教授的行程，顺便做一点儿翻译工作。赓武教授年事已高，但待人温厚，凡事亲为，除去校园导引，几乎无所要求，反倒是对我多有关照，临别时，尚且不忘签书相赠，以示鼓励。

作为初入研究门径的中文系学生，我当时正沉浸在“宅兹中国”的关注中，对于海外华人乃至世界，尚且缺乏迫切的理解。十年前论坛报告的诸多选题，乃至与会专家跨国为学的普遍经历，在我心里默然种下了“世界”的种籽。此后经年，我自己也踏上异国问学之路，直至将文学跨国行动确定为博士论文选题，作为自己学术生长的土壤，才自觉那场论坛之于自己的某种原点意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自传中，提到过一个流传在东南亚地区的说法：一只被扣在椰壳碗下的青蛙，会自我满足地用椰壳碗圈起整个宇宙。张隆溪教授论文中提及的诸多汉学家，以及以王赓武教授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学者，都曾跳出“椰壳碗外”，长久地处在跨国异动的空间经验当中，并由此生发出对自我身份的省察。“超越种族甚至国家界限，在理论上要比实际上容易”——王赓武教授这句切身之思始终在提醒我：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世界绝不仅是学术上的概念或视野，它联动着鲜活的个体生命与民族心灵，饱含家国之思的守望与艰辛。

访谈的采访人曲楠老师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学人，现任教于北京理工大学。其研究方向聚焦于中国晚清至现当代时期的文学与文化、中外文学关系，相关中英文研究成果已发表十余篇。他曾先后赴香港中文大学、成功大学、里斯本大学等国际学术机构开展访问研究。

文字整理：曲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