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似乎一直在人们眼中，都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竞争的市场给消费者提供了多样物美价廉的产品，提高了企业、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运行效率。但是在同样的竞争面前，我们看到一大批小企业为了活过残酷的今天，使出浑身解数，甚至冒着风险踏入一些道德和法律上的灰色空间。也许你会说，我只是个普通百姓，我只管享受竞争给我带来的打车券、红包、外卖券好了，这篇文章可能会告诉你，这笔账，最终还是会算到每个人头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小企业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国家和民众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蔡洪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副院长，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早在2005年，蔡洪滨教授就在他的一篇题为《竞争会加剧公司隐瞒利润吗？－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Does competition encourage unethical behavior？ The case of corporate profit hiding in China）的汇报中（英文文章刊登在2009年 Economic Journal上）对上述问题给出了他的答案。让我们来一看究竟。
其实不光是在大众看来，在专业的经济学领域看来，竞争也被认为是一件可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极好的事情。早在蔡教授之前，经济学家就已经对竞争现象做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然而，理性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完全地一边倒，他们对企业竞争的态度划分成了两个派系：支持派和置疑派。TO BE OR NOT TO BE
支持派在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早期就已经形成，首先来看看支持派有哪些观点。
早期垄断问题专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约翰·希克斯（认为：垄断带来的最大利益就是维持安逸的生活。（The best of all monopoly profits is a quiet life.）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垄断是良好管理的大敌。（Monopoly is a great enemy to good management.）商业管理界公认的"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认为：竞争促使产生竞争优势。（Competition leads to competitive advantage.）在企业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Bengt Holmstrom，企业发展战略和博弈论方向的大拿——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Barry Nalebuff等一群经济学家都认为竞争引入了更高的管理效率并减少了企业闲散松弛的现象，因此竞争可以促进效率的提高。后期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对这一理论给出了实证支持。
然而经济学家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是在近20年内发出来的。看来后人的确总是在不断补充前人的观点。
Scharfstein认为，竞争对于企业管理的效率的作用究竟是怎样取决于管理者的效用函数而非取决于竞争本身。Schmidt认为，竞争挤压了垄断地租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破产清算概率，总体来说竞争对效率的影响究竟为正还是为负并不明晰。Milgrom 和 Roberts认为竞争会加剧储贷行业的道德危机。Harris认为，由于竞争，企业不愿披露自己所在部门的信息。Cummins和Nyman认为竞争会导致企业会倾向于做出正对消费者胃口的选择。然而通常来说，企业对行业掌握的信息比消费者充分，可是迫于竞争压力，为了赢得市场，企业还是会经常做出不经济的选择（举个例子：滴滴和快的、五八同城和赶集网在合并前，都知道再烧资本补贴用户下去都会死的很惨，但是为了在耗尽资本之前赢得市场占有率，各家仍然在拼命补贴）。Andrei Shleifer也讨论了企业在竞争中为了获得优势而将不道德或不合法行为作为手段的几种情形：竞争激励了企业雇佣童工的行为；竞争助长了收入操控；竞争促进了广泛的腐败行为；竞争迫使大学卷入商业活动。
这样看来，似乎竞争的弊端还蛮多的。这个问题似乎就和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样，都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
WHY PROFIT HIDING IN CHINA?
同样是企业竞争问题，蔡教授在这篇文章里，显然关注的是其弊端方面。他选取了中国作为研究地，探究了是否竞争过程对企业收益隐瞒现象有显著影响。
为什么选择企业的收益隐瞒问题？蔡教授也给出了他的答案：收益隐瞒可以减少纳税，对处在激烈竞争中的企业来说却是件减少成本提高净利润从而得以在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好事，但是对公民社会的福祉来说是一件没好处的事。并且，收益隐瞒是个全球性的现象，尽管严重性不同，但是对许多经济体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与其他人关注的微观视角不同，蔡教授不仅从微观的角度解释了这种收益隐瞒现象可能的原因，更是从宏观的角度衡量了这种现象对国家的影响究竟有多少。
还有为什么研究中国？大量的中国制造业数据可以获得（数据不易，得来当珍惜）；中国地大物博，企业众多，其关于竞争程度和利润回报程度的数据相当丰富，十分适宜研究；中国也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经验和教训也对世界有着重要意义。
THREE QUESTIONS
在这篇文章里，蔡教授关注这样三个问题：
(1)竞争本身是否激励了企业瞒报利润的行为？
(2)这种竞争状况下的企业呈报利润的倾向性行为是否随着企业部门的变化而变化？
(3)如果问题(2)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什么原因可以解释这种变化？经济学上如何证明它？
A SIMPLE MODELTHREE QUESTIONS
每当讨论经济学时，怎么能少了模型。依照文章中的原话，这是一个简单的模型。整个模型分为三步:
(1)在一个市场中，有一定数量的牛企业和一定数量的弱企业，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实际税前收益，他们为了会自我决定上报多少比例的收益，上报的多少会由税率的多少决定，税后的实际收益等于税前收益扣除企业因为呈报收益而需要交纳的税款；
(2)企业会将所有的税后收益用于投资以获得更高的市场竞争力(因为企业未来的预期收益取决于自身的投资和竞争对手的投资，如果企业一旦投资不敌其竞争对手，在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将失去得越多)；
(3)企业会考虑到为了企业效用的最大化而决定他们该上报多少的收益。
根据模型的三个条件，可以推导出下面三个命题：
(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竞争的加剧，企业的收益隐藏行为加剧。竞争的加剧和企业收益隐藏行为的增加是一个相互正向影响的过程，竞争越激烈，收益隐藏行为越多，从而竞争更加激烈，企业收益隐藏行为的动机更加强烈。
(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税率的增加和留存利润的边际收益的增加，企业的收益隐藏行为也会加剧。很好理解，锐率上涨，企业需要上缴的资金增加，为了更好地盈利，企业天然地会隐藏自己的收益，同样的，留存以润的边际收益增加，也就是说企业从交税中省得越多，他们未来的预期收益也会越高，企业自然也会倾向于隐藏部分收益。
(3)相同的真实收益在处于竞争优势的企业中会反映出较高的上报收益，而在处于竞争劣势的企业中会反映出更低的上报收益。这个结论同样也不难理解，处于竞争优势的企业，能接近资金市场的机会更加多，更多财大气粗的投资人，更多唾手可得的融资方式（贷款、上市……），这些机会让他们往往不会选择逃税这样一个成本较高的方式获得今后的投资机会，而处于竞争劣势中的企业就不一样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只能扎紧自个裤腰带了。
EMPIRICAL STUDY
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利用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时刻到来了！
蔡教授选取了国家统计局1995~2002年的超过2000家大中型二位数以及三位数工业企业年度数据来做检验。数据涵盖了28个省级行政单位。
根据常识，如果我们要知道企业的收益瞒报程度，我们必须要知道企业的真实收益和上报收益。但是！既然都瞒报了，我们还怎么知道真实收益呢？那就只有通过收入-成本法来推算了。
尽管霍金在他的《时间简史》里写到过，每增加一个公式，就会让读者减少一半，但是这里还是不得不放上两个重要的公式：
PRO = Y-MED-FC-WAGE-CURR (1)
这里，PRO为计算出来的公司真实利润，是由总产量(Y)扣除中间品投入(MED)、务支出(FC)、劳动力工资(WAGE)、货币贬值(CURR)计算出来的。
RPRO = D*PRO+E+ξ (2)
这里的D与E都是有关竞争强度、税率水平、获得资本市场的难易程度、该企业在该部门竞争中的位置的函数。
竞争强度可以由产业的集中度来衡量，集中度越高，竞争强度越高。产业的集中度可以由四个指数来衡量：某一行业的企业数目的自然对数（LOGN）、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index）、某一行业中的全部市场份额与该行业中最大的四个公司的销售份额的比值（CONCEN）、某一行业的平均边际利润率（PMARGIN）。在后面的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无论是用这四个指数中的哪一个，结果都是十分显著的。
MAIN CONCLUSIONS
(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竞争的加剧，企业的收益隐藏行为加剧。LOGN、H-indext、PMARGIN指数衡量下，竞争强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每1元的真实收益，分别会导致0.042、0.01、0.031元的瞒报收益（CONCEN指数衡量的竞争强度下结果呈相反的结果）。
(2)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只考虑企业与企业的差异，此时会加剧企业的收益隐藏行为的因素有：过小的企业规模、上涨的税率、过去的不良业绩、过强的融资限制、私人和合营企业（而非国有企业）。
如此看来，企业竞争关乎的真的不只是企业的小事，其对税收的影响关乎的是国家民生的大事。
CONCERNS
也许你会说，这样的研究，意义何在？经济学家难道真的是用复杂的模型海量的数据验证了常人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的常识？如果研究仅仅止步于此，让人没有想象的空间，也许就算不上好的研究。然而这篇文章读罢，读者心中是否也对这种现象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比如：是不是只有先用这种非正式的方式在竞争中立足，小微企业才有后来发展的空间？企业这种看似天然的行为，是不是与我们的税收政策和融资政策不当相关呢？
蔡教授在他2005年的亚洲与中国的企业管理国际会议上的汇报中给出了他的一些想法：行业中不断涌现的小微企业也许需要再法律和系统之外先通过逃税避税这种方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因为法律和系统体系内，根本没有他们存活的空间；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企业其实对国家来说很重要，譬如就业于秘鲁这些企业中的人大约占了总人口的60%~80%。其实，往往这些企业想要走进正式的制度，不再为逃税避税承担高额的成本（一旦发现，后果很严重），但是最大的阻碍却是制度本身。如何让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小微企业走上正途，是摆在很多经济体特别是处在变革时期的中国面前的重大问题。
同样是经济学出身的周其仁教授曾经说过“尽可能把绝大多数人的经济活动纳入合法框架”，如果这是一个并不鲜见的行为，我们是否该思考如何对公共政策进行修改？也许在税收上再对小微企业有所倾斜？也许应该给予他们更多融资的空间，银行借贷、证券上市、民间集资方面是不是都应该有所放宽？
而这后面的问题，等待着你来解答！
责任编辑：贺泽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