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31日，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为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带来了题为“想象中国与自我的方式”的讲座。本次讲座为燕京学堂2022-2023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十一讲，由燕京学堂副院长范士明主持。

采访札记

讲座之前，戴锦华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谈到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讲述中国电影诞生历史的影片《西洋镜》，戴教授认为该片具有多重意义。首先，这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该片“虽迟终抵”，是对胶片电影的祭奠，更是对经典的致敬。有趣、特别之处在于：它娓娓道来，流畅地讲述了第一部电影在中国的创作过程，将中国电影的早期历史还原并呈现在大众面前。同时，该片也为我们思考中国电影文化提供了启示和路径。该片讲述方式的流畅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为一个前现代的主角“注入”了现代人的灵魂。事实上，最早参与创造中国电影的人们，既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力量，同时也是现代化的对象。他们作为真实的人物，受时代局限，无法拥有电影里角色那样完备又现代的灵魂。该片也促使我们思考中国电影的诞生及发展，以及同西方历史、哲学和世界的关系。

接下来，谈到当下大众时常关注、思考的“中国文化自觉”，戴教授认为这是一个绝非简单的话题。如果从西方的视野去探寻，用西方的历史脉络、文化想象去阐释我们的历史，则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无法让自身历史价值得以显现。但过分关注“中国文化自觉”，封闭回归中国文化母体，或许又会使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现代历史是一个全球化的历史，但其实在很漫长的历史时段当中，每一个后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地区其实都处于全球的互动之中。思考“世界的中国”以及“中国的世界”，是有待我们不断探索的路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在中国的意义和立场上为世界、为人类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资源。

采访最后，戴教授谈到后疫情时代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冲击、世界紧张局势的加剧及新的商战和对峙等。学堂的同学们来自世界各地，抱着与异文化相遇的愿望而来，他日学成离开，也将带着在中国的经历和体会，投入到广大世界中去。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要遭遇比以前的同学们更艰难、复杂的情形。在这样的年代，年轻学子都面临如何立身、如何扩展学术路径等问题。希望同学们不要固步自封，更不要轻易放弃。如何在妥协中坚守，在坚守中做出妥协，对同学们甚至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新的课题。

讲座回眸

在本次讲座中，戴锦华教授通过系列案例，带领同学们一同思考“世界的中国”和“中国的世界”。戴教授指出，“全球化”从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系列变革，也必将影响、冲击到作为“整体”的世界格局。在媒介时代中，信息技术的存在使得“图像”“记录”“新闻”等变得难以被证实或证伪：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已经冲击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整个世界的文化表象，乃至我们赖以生存的种种政治与社会常识。当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局面被不同程度地改变后，这些现实及其系列效应也将同时改变我们想象国家、想象地区，以及重建自我文化身份的方式。

从远处的世界到今日的中国电影，戴教授进一步探讨了作为公共艺术的电影如何持续回应、再现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以及如何展现某些想象中国和自我的方式。戴教授以2023年春节贺岁档影片为素材，分析了其中的工业艺术、叙事主题等价值表达，以及“中国式”的生命想象。

以《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为例，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文化的自我指认是一种“落后”：我们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赶超先进。长久以来，中国的文化意象是“重乡守土”农耕文明，而西方则是开拓性的、扩张性的蔚蓝色海洋文明。在某种程度上，《流浪地球I》中提出的叙事也许是关于上世纪80年代文化冲突的某种和解：“我们不会在太阳毁灭的时候离弃地球，我们仍然要守护地球，但是，我们也会驾驶起地球去朝向星辰大海”。今天，我们似乎必须回答“何为人类”：我们怎么认知“人”自身？当我们在谈人类的时候，我们是把“人类”当成一个种群，还是一个社群？我们说人类也许是一种精神，也许是一种意识，它涉及到人类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以及所谓后人类主义等。在戴教授看来，“流浪地球计划”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其中的想象力致力于探寻的内容，是实现整个人类社群的获救的最大可能。

接下来，戴教授以奥斯卡颁奖典礼为例，揭示了以美国为重镇的电影工业与价值系统正逐渐式微。当亚裔新移民演员在奥斯卡高喊“美国梦”的时候时，电影与社会现实究竟是正关联，还是全错位？在戴教授看来，曾经电影是一种幻觉、一种梦想、一种文化消费的形态，但所有的“成功”电影都展现出一种由现实进入、最后达成对社会问题给予想象性解决的路径。如今，电影自身所遭受的困境，似乎正是多数电影叙事都无法以电影的方式连接现实，电影中提出的问题，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电影自身。当影像的性质被不断改变时，关于电影的本体论思考必须被重新提上日程。法国理论家斯蒂格勒认为，电影是一种记忆机器或记忆装置，贮藏了我们的情感记忆、感知结构——感知世界的基本方式，以及想象世界的一些基本路径。当胶片介质已然被数字技术取代时，人们创造了一系列的“元电影”，以进行某种电影的自我回顾与自我纪念，如张艺谋导演的《一秒钟》，它们标识了一个胶片电影自我祭奠的时段，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提示着一个曾经存在的、导演与社会多元互动的时代。

胶片是石油的副产品，电影亦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技术发明，在物质层面上这表明了它的历史规定性。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电影艺术也承载着西方哲学思想中关于表象与真相、幻象与真实等的二元思考。电影从西方传入中国，以“舶来品”的面目出现。在戴教授看来，当时，它只被人们视为某种奇技淫巧，仍处在奇观、“玩意儿”的范围之内。那么，在什么样的语境中，我们产生制作“中国电影”的愿望和渴望？戴教授认为，百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确乎经历了很多差异性的过程与时刻，创造了许多独属中国的历史记忆。鲁迅《狂人日记》中所称“这历史没有年代”，曾显示了一种决绝的姿态，显示了中国求亡图存、追赶世界的紧迫意识，以及中国文化自我创生的决心。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历史文化开展的自我反思，再次接续了五四的自我批判，同时开启了新的现代化历程。近年来，电影中的历史呈现则出现了显著的不同，我们开始自觉“回收”自己的历史纵深。戴教授提出，除了“自觉或直觉地呼应或对抗西方思想家、西方学者的中国叙述”之外，我们是否有可能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当中，开展不一样的历史叙述，建立不一样的文化逻辑？

戴教授认为，正是在我们实践中国文化自觉的表达中，我们间或可以观察到某种“失忆”或分裂的症候和状态。例如，《金陵十三钗》中使用了女性角色作为故事旁白，但整个影片却是由男性人物的欲望视点展开，这便体现了一种双重叙事主体位置的争夺。在戴教授看来，这又成为一种我们想象中国、想象自我时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主体自觉与自我客体化的历史惰性，这间或在“赢回”自己历史的过程中，再度迷失于历史之间。有趣的是，戴教授偶然在《金陵十三钗》中发现了镜头语言中的“高圆窗”，它成为内外视点交换的空间，以及子弹射入射出的地点，而这个教堂中的圆窗恰好被建筑学命名为“上帝之眼”。那么，我们是否只有经由上帝之眼才能反观我们的历史？即使我们已经自觉意识到，应当寻找一种“想象中国和自我的路径”，但在实践中人们仍然面对着重重来自历史本身的阻隔，它们或成为对“可能性”的阻断，或是成为新的可能性的起点。

最后，戴教授以最心爱的两部影片《钢的琴》与《一代宗师》结尾。两部电影都并未触及“大”历史，但仍然为戴教授提供了想象中国与自我的方式。例如，《钢的琴》实际上打通了几个历史时代，使几种缺席的记忆能够在场；而《一代宗师》则是以艺术片去讲述类型片的故事，让我们再一次经由电影形象感受到中国的身体，以及一种有别于世界主义、西方主义的文化价值、追求与日常生活的逻辑。

师生互动

Q：当胶片时代已经远去时，离开了胶片的电影还可能剩下什么？

A：在某种意义上，电影可能“已死”，这是一种回答。个人而言，我对技术的思考使我强烈怀疑历史目的论，这使我垂死挣扎地捍卫“我所认知的电影”。因为它是工业革命的、石油时代的，所以它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即电影本身的公共性。为了达成自己的商业性和大众性，电影必须达成对大多数人生命状态的充分关注。只要电影以任何方式留存下来，它都可能成为那种历史传统的延续，也许是影院空间，也许是公共空间。

Q：您提到，无论是性别维度还是国家维度，中国的女性似乎很难在电影中有自己的主观视点或视点中心。想象中国和自我，尤其是女性的自我的时候，我们如何寻找一种“属于女性的语言”？

A：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我们都在经历着某种非常深刻的自我流放。女性本身是一种社会的发明，例如，“她”就是白话文运动时才新产生的字眼。一直以来，女性问题一直处在社会的前沿领域中，带着自身的激进性介入到社会议题中。我们无法单纯用西方女性主义的视点来描述当下中国女性的生存现实，必须认知到差异性的存在。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中，女性总是承载着民族国家的悲剧性。我特别喜欢的一种姿态选择，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去创造？我觉得女性主义的力量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去思考和寻找我们已然具有的力量，以及我们可能具有的一种潜能。

采访/文字：郭一兰

讲座内容整理：杨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