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3日，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荣休教授Paul G. Pickowicz（毕克伟）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带来了题为“我比尼克松更早到中国” （I Was in China Before Nixon）的讲座。本次讲座为燕京学堂2026—2027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二讲，由燕京学堂副院长Brent Haas主持。

采访札记

在讲座之前，我们采访了Paul Pickowicz。他首先谈及“银幕上的中国”与“田野中的中国”的区别。在他看来，两者各有优势，并无高下之分。银幕上的中国更多指向过去，例如通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理解那个时代。研究者已无法真正回到当时的现场，只能通过解读影片，分析电影人的动机与目标，但观众无法与片中人物直接对话。田野中的中国则更适合理解当下或较近的历史，其核心挑战是在面对面接触中建立信任。口述史正是田野研究的重要方式：通过与当事人交谈、进入现场、进行历史研究，来理解鲜活的人。他强调，能够追溯的时间不会超过在世最年长者的生命跨度，因此必须尽快与他们交谈。

接着，Paul Pickowicz谈到在数据库、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盛行的今天，草根历史的价值。他认为，这些新资料同样可以用来探索草根社会，来源越多越好，也都很有用。关键在于研究议程，草根历史的目标是从底层看中国，而不仅仅是从上往下看。要关注自上而下的政策究竟对社会底层、对他有时所说的“街道层面”产生了什么影响。他并不排斥数据库、社交媒体等新来源，反而认为越多越好，但他个人依然更喜欢面对面的交流，认为这种交流独一无二。有时他会和同一个人谈四五次，而每次访谈都不相同，对方会说出不同的内容，也会不断展开。

最后，Paul Pickowicz表示，1971年他第一次访华，当时信息很少，而当时他的导师们也从未到过中国，今天的学生确实比当年的他知道得多得多。年轻人来到燕京学堂或中国其他的国际化项目学习，优势就在于理解多样性与差异。真正来到这里就会发现，并不存在一个单一可知的中国。他常鼓励学生在这里获得第一手经验，即使他们比当年的他知道得多，仍然有必要来。他还常说，中国的大小相当于整个欧洲，正如欧洲各国的语言、文化、食物和历史都非常不同，中国同样充满多样性、复杂性与普遍性。

讲座回眸

Paul Pickowicz首先回顾了自己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时的学术经历，并以此为切入点，介绍了当时在美国研究中国的学术环境。由于中美当时尚未正式建交，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主要依靠美国及海外图书馆中的文献资料。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成为他们重要的海外研究地点。Paul Pickowicz介绍说，在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研学期间，他与来自美国不同大学、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生建立了密切联系。

在那个年代，美国的年轻学者普遍对越南战争以及中美关系抱有强烈兴趣。他们开始设想，除了国家之间的外交之外，普通人之间是否也能够建立联系，以“民间外交” 的方式增进彼此了解。于是，几位年轻学者萌生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不可能的想法：给中国写一封信，希望能够进行学术参访。尽管他们并不确定这一请求能否得到回应，但最终还是通过相关渠道将信寄给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971年，他们竟然收到了回信：中国欢迎他们来访。于是，这群原本只是怀着好奇和期待、想要“试试看”的美国年轻人，就这样成为1949年以来首个获准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大学研究生团体。

随后，Paul Pickowicz以大量1971年访问中国大陆期间拍摄的照片为基础，带领大家回顾了这次特殊的中国之行。他们先后访问了广州、上海、苏州、南京、北京、西安、延安等地，所见所闻涉及城市生活、农村建设、学校、医院、人民公社、军事训练以及艺术创作等多个方面。Paul Pickowicz特别强调了“劳动”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农村生产，照片中都可以看到大量依靠人力完成的劳动。作为外国访问者，他们也被鼓励参与劳动。Paul Pickowicz回忆说，自己曾在上海附近的人民公社主动借来工具参加劳动，并认为这也是与中国人民建立直接联系、实践“民间外交”的方式。

Paul Pickowicz指出，虽然此次访问的行程基本提前确定，但有些晚上没有安排活动，他们因此有机会在街头与普通中国民众接触。当时中国民众很少有机会接触外国人，因此访问团常常被围观。也正是这些偶然的日常接触，使“民间外交”不再只是外交理念，而成为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访问期间，中美关系出现了重要转折。1971年7月，访问团原本按照既定行程在北京活动，却突然被安排离开北京前往西安、延安等地。随后他们才得知，就在他们离开北京期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Paul Pickowicz回忆说，当时他们是中国境内为数不多的美国人，因此这一突如其来的国际政治变化给访问团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后，他们被带往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总理会面。周恩来总理与访问团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交流，并允许他们录下谈话内容，离开中国后可以公开发表。

最后，Paul Pickowicz强调自己1971年的中国之行不仅是一次个人的学术旅行，也使他亲历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前夕以及中国社会重大转型的历史现场。他鼓励今天的年轻学生珍惜自身所处的时代和国际交流环境，在跨文化交流中保持好奇心，通过真实的接触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理解中国以及世界的复杂变化。

师生互动

Q：您曾亲历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如何看待这段经历对您个人学术道路的影响？

A：1971年的经历并非我们几个年轻学者个人所能促成的，而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年轻一代普遍更加关注民权、反战、女性运动以及社会改革等问题，对中国的兴趣也与这一代人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我本人能够参加这次访华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恰好处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因此，我更愿意将这段经历理解为“幸运地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这次偶然的经历影响了我此后的学术道路，并使我长期从事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研究。

Q：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您如何看待美国高校中国研究的发展与当前面临的变化？

A：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中国研究课程主要承担基础知识普及的功能。随着中美交流的发展，赴华交流项目、博士培养和中国研究岗位逐步增加，中国研究也不断专业化。不过近年来，我注意到北美高校汉语学习和人文领域中国研究的学科热度有所下降，同时中国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和相互理解显得更加重要。

采访/内容整理：李独怡

讲座内容整理：江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