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5日，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首席教授、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伟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带来了题为“浙江模式：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一种区域路径模式”（Zhejiang Pattern: a Regional Path Mode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的讲座。本次讲座为燕京学堂2025—2026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四讲，由燕京学堂副院长范士明主持。

采访札记

在讲座之前，我们采访了赵伟教授。赵伟教授首先谈及“浙江模式”的历史参照，指出其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自下而上路径极为相似。浙江，尤其是温州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英国曼彻斯特、利物浦以及整个兰开郡地区近代工业萌芽如出一辙：均始于乡村作坊，随规模扩大逐步向城镇、县城迁移。但他强调，浙江模式并非模仿，而是浙江本土深厚的商业传统与“企业家才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特殊时期的自发创造。在上世纪80年代的短缺经济环境下，浙江人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吃苦耐劳的毅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抓住了历史机遇。因此，赵伟教授认为，浙江模式的真正精髓在于其深植于民间的企业家精神与自主创新能力。

赵伟教授接着谈及人工智能对经济学的重塑，指出这一变革需从两个维度审视：一是人工智能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二是其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革新。就社会影响而言，人工智能的普及将可能加剧收入分配失衡，导致大量传统岗位被替代的局面。经济学家亟需关注由此引发的就业结构与财富分配问题。在研究层面，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算力与数据处理能力，正深刻改变着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许多依赖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可能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赵伟教授警示，当前高校过度侧重计量技能培养的模式已显滞后。他强调，经济学者的核心竞争力将转向创新能力与想象力，这是研究者保持不可替代价值的关键所在。

最后，赵伟教授指出，扎实的学科基础是跨界研究的关键。他以自身学术研究经历为例，认为经济史的基础支撑了他在国际贸易、空间经济学等领域的拓展，"正如打太极，一脚踩实，才能稳稳跨出另一脚。"他还表示，应从学科史入手构建知识体系。他引用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强调通过梳理历史脉络才能把握前沿、发现真问题，并建议青年学者按"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的顺序构建知识体系，实现有意义的跨学科拓展。

讲座回眸

赵伟教授以“浙江模式：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一种区域路径模式”为主题，展开讲座。本次讲座聚焦区域经济发展核心议题，系统剖析浙江从资源相对匮乏的省份成长为中国经济奇迹与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内在逻辑，为各地探索发展路径提供深度参考。

作为陆地面积仅10.5万平方公里（全国排名第25位）的“小省”，浙江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9万亿元，较1978年的34亿元增长727倍，增速仅次于广东省；人均GDP实现跨越式提升，从1978年的301元，跃升至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7.8万元、4.2万元的水平。

在均衡发展层面，浙江表现尤为突出。其城乡收入比为1.83:1，省内最富区域舟山（人均GDP超18万元）与最穷区域（人均GDP 8.63万元）差距仅2.2倍，均显著优于广东、江苏等省份，成为全国区域及城乡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浙江的奇迹不仅是GDP的增长，更是‘藏富于民’的实践落地。”赵伟教授强调，浙江600万“小老板”、280万海外浙商共同构成经济活力底色。私营企业贡献了全省90%的就业、70%以上的GDP和96%的出口，其对GDP的贡献率（67%）、税收占比（71%）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的果实真正流向了民众，形成了有别于‘依赖政府或国企’的独特格局”。

回溯发展历程，赵伟教授指出，浙江的成功源于对“先天不足”的主动破局。面对“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资源约束、改革开放初期国际贸易政策限制、基础设施薄弱（1995年上海至杭州150公里车程坐大巴需8小时）等困境，浙江探索出“四大转型”路径，可统一概括为：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市场化通过“体制外创新”培育民营经济，激活市场内生动力。国际化从“省内外织网”到“全球布局”，借助灵活策略实现弯道超车。工业化发展顺应了产业集聚规律，形成了400多个产业集群，筑牢了产业根基。城市化推进遵循“企业先行、人口跟进”的路径，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其中，温州、义乌、萧山、宁波四大次区域模式的探索极具代表性。赵伟教授结合民生故事展开解读：温州从1972年民众“偷偷生产低压电器”起步，历经政策起伏终成民营经济高地；义乌因1982年一位女商贩的诉求和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勇于担当，催生出了现如今的国际小商品市场；萧山以万向集团“国企转私营”为突破，推动200余家企业完成转型；宁波依托1844年开埠的港口优势，以及其后百多年商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的断续积累，改革开放初期凭借外资与民营经济合力实现转型。“这些模式并非政府预设的‘模板’，而是民众实践与地方政府引导共同探索的‘自然结果’。”

赵伟教授特别厘清“模式”（pattern）与“模型”（model）的概念边界：“浙江模式是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转型发展路径，而非可直接复制的‘模型’。”他以东北与浙江的发展对比举例，指出21世纪初多数省份倾向“求稳避错”，而浙江政府在私营经济的推动下，实现从“观望”到“认可”的态度转变，这种对市场活力的尊重成为区域发展的关键变量。针对贫困地区的发展，赵伟教授针对性地建议：“各地需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发展偏好，平衡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浙江经验的价值不在于照搬套用，而在于‘先行先试’的勇气——从‘八八战略’的顶层设计，到‘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实践落地，再到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探索推进，核心在于尊重发展规律、回应民生需求。”

此次讲座不仅系统梳理了浙江经济的发展脉络，更为中国区域经济转型提供了“辩证看待经验”的思考视角。每个地区的发展都是“量身定制”的过程，浙江从“区域奇迹”到“共同富裕样本”的转型，本质是“民力”与“政力”同频共振的结果，为各地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鲜活参照。

师生互动

Q：除了浙江经济的“转型”问题外，您在讲座中还提及浙江经济发展中呈现的“多元化”，包括温州、义乌、萧山和宁波等四个例子。同时，您格外关注公有制企业。就公有制企业以及市场而言，您认为浙江政府在经济转型中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政府发挥的作用是否有不同？

A：浙江之所以有较好的经济循环，部分是因为市场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市场发展需要以创新为动力，这种创新需求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浙江政府对于市场的自发创新给予了较大的自由和发展的空间。

Q：您在讲座中特别强调浙江经济是一种“模式”而非“模型”，这意味着它不应被拓展到其他地区，那您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何看法和建议？

A：直到本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其他许多省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一些省份，都保留有较强的公有经济，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较迟缓，而浙江却在市场化方面捷足先登了。所以，浙江而今的经济发展与其他省份很不同。别的地区要加快发展， 最重要的还是应推动市场化体制改⾰，改善营商环境， 同时积极引进发达地区的企业投资。

采访/内容整理：李独怡

讲座内容整理：王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