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9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秦岭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带来了题为“史前文明的考古学研究: 以良渚文化为例的方法论”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s: A Methodological Example of the Liangzhu Culture)的讲座。本次讲座为燕京学堂2025—2026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六讲，由燕京学堂学业主任陆扬主持。

采访札记

在讲座之前，我们采访了秦岭老师。秦岭老师首先谈及良渚文化玉器的“工艺精湛”与“形制高度统一”的原因及其社会功能。她阐释，玉器首先用于“构建身份”。墓葬中佩戴于身的特定玉器组合，标识了墓主人在族群、性别与社会等级中的位置，强化了群体认同。其次，玉器工艺的精细程度差异直接“构建秩序”，反映了社会资源与高端技艺向贵族集中，直观体现了等级制度。最后，她特别强调了玉器上神秘纹饰与“神徽”的作用，认为它们共同“构建观念”，形成并维系了环太湖地区先民统一的信仰与宇宙观体系。通过这三个层面，良渚玉器成为维系复杂社会运行的重要礼器与精神媒介。

秦岭老师接着谈到AI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前景，指出其仍将长期作为"辅助工具"，难以成为真正的"共同探索者"。她从考古学的独特性出发，提出两点核心原因：首先，考古研究对象具有不可逆性，每一次发掘都是对历史信息的唯一性提取，这与依赖大数据预测的AI模型存在根本矛盾。其次，考古学没有唯一正确答案，不同学者基于文化背景与经验会形成多元解读，而当前AI的学习模式却依赖于明确的正确反馈。秦岭认为，AI在陶片拼对、纹饰分析等数据处理方面具有辅助价值，能显著提升研究效率，但它无法改变考古学现有的研究范式，目前仍只是一个有力的工具。

秦岭老师为同学们的良渚遗址调研提出了细致建议。她建议大家以5000年前良渚人的视角，去思考在没有文字、交通工具匮乏的时代，宏大的公共工程如何营建，人们又如何实现远距离沟通与迁徙流动。在参观工艺精湛的玉器时，秦岭老师引导同学们思考：在没有现代展示手段的情况下，微雕玉器上精细的纹饰究竟是给谁看的？她指出，这些常埋于地下的玉器，在盖上棺盖、填上土的仪式结束后，其观赏者并非当时在场的众人。由此启发大家，应跳出今天的观看视角，去理解玉器背后承载的社会意义与信仰体系，并期待同学们调研归来分享独特体会。

讲座回眸

秦岭老师首先点明本次讲座的核心：如何研究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复杂社会，并以良渚为例展开讨论。她特别提醒“文明”一词在中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西方，“文明”通常与“城市”“公民”等概念紧密相连；而在中文语境里，“文明”更侧重于“教化”与“文德”。当中国考古学者谈论“文明”时，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标准，即关注社会结构、复杂程度和组织形态，而非单纯的道德评判。良渚，正是一个在文字记载出现之前就已达到高度复杂化程度的“史前文明”典范。

为了深入理解良渚为何能被称为“文明”，秦岭老师借鉴了西方考古学中关于“城市革命”的讨论，同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例如，著名的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的文明标准清单（如书写系统、专门化生产、纪念性建筑等）主要基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的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全球所有地区。良渚没有成熟的文字系统，其宏伟建筑多为土筑而非石质，这促使我们思考：研究史前文明，是否必须严格遵循一张固定的清单？还是应该从社会自身的物质遗存出发，构建新的理解框架？秦岭老师提出了五个分析视角：规划与规模、公共工程、社会分化程度、农业经济规模，以及规模化手工业。

古城核心区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其城市布局清晰，具有内城、外郭，以及由城墙与水系组成的复杂防御与运输网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城并非建在领土的几何中心，而是位于区域的一角。秦岭老师认为，这恰恰说明其选址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和获取关键资源——玉料。此外，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还出现了上海福泉山、常州寺墩等多个区域性中心，这表明良渚社会可能是一种 “多中心”的文明网络，而非单一金字塔结构的帝国。

良渚的工程规模令人叹为观止。无论是高大的宫殿台基（如莫角山台基），还是庞大的城墙和水坝系统，都需要投入巨大的劳动力。秦岭老师通过计算指出，仅完成这些工程的土方量，就需要一万名劳动力不间断工作七年，或是在农闲时节动员人力持续建设数十年。这背后所反映的，是一个能够大规模动员、组织和管理劳动力的强大权力中心。尤其是高坝系统，它不仅能够防洪，更关键的功能是运输和水资源调控，从而确保了都城与资源区、农业区之间的紧密联系。

墓葬是观察古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窗口。秦岭老师以反山墓地为例指出，这是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级的王族墓地，仅有11座墓葬，成排分布，并随葬有大量精美的玉器。这与普通村落社区的公共墓地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出社会顶层已经脱离了血缘族群的埋葬方式，而是以社会地位为核心形成独立的埋葬单元。通过对不同等级墓葬随葬玉器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套严格的社会等级标识系统。

良渚有着发达的稻作农业。在位于古城外围的茅山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面积的、田埂痕迹清晰的古稻田，出土了成套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石犁、石镰等，显示农业劳动的专业化分工。然而，在良渚古城核心区内，至今未发现稻田遗迹，却出土了高达数十万公斤的炭化稻米，这说明良渚古城可能通过某种再分配系统，从其控制的广大区域集中征收粮食，以供养城市内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统治阶层和手工业者。

玉器是良渚文明最璀璨的物质与精神文化载体。古城内外发现了多个玉器作坊遗址，从原料切割、钻孔到纹饰雕刻，工序复杂，分工明确，表明玉器生产已被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是“神人兽面纹”玉琮。这个在方寸之间微雕而成的复杂图案，描绘了一个头戴羽冠的神人驾驭神兽的形象。统一形态的“神徽”遍布于各类玉器上，构成了良渚社会共同的信仰核心。

最后，秦岭老师总结道，良渚文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文字，却拥有巨大城市、复杂水利工程、严格社会等级、专业化手工业和完善礼制系统的早期国家形态。它的出现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基于本地悠久的稻作农业和文化传统演化而来。研究良渚这样的史前文明，要求我们跳出西方中心的“文明标准”清单，从遗址、遗物本身出发，通过整体性视角、深度的个案剖析以及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人类文明多样化的演进道路。

采访/内容整理：李独怡

讲座内容整理：韦润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