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一直被世人所关注。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又如何实现软着陆迈入经济的“新常态”。今天，姚洋教授作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核心必修课《变革中的中国》的主讲人之一将带我们走进中国学视野下的经济学，领略在变革中，中国经济的别样风采。
姚洋：燕京学堂核心必修课《变革中的中国》主讲人。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获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同时担任《经济学季刊》主编、Agricultural Economics副主编、World Development 副主编以及《世界经济文汇》、China Economic Journal和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ves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1 中国学在北大
· 为什么要开设中国学课程？
我认为目前在北大创办燕京学堂，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从经济体量上说已跃居世界第二。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个大国从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家进入中高收入的国家行列，而且中国沿海地区甚至已经达到台湾、韩国水平。这样的成绩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都是中国创造的奇迹。现在不仅我们自己讲中国，还有更多的中国以外的人感兴趣，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开设“中国学“课程是恰逢其时。
· 北大创办中国学研究，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讲授中国学课程由北大来做，意义是很重大的。北大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在中国也是影响力最大的学校。北大与中国的关系密切，可说是创造了中国现代史。由北大来开设中国学课程是恰到好处的选择。北大的资源雄厚，各种学科建设完备。从古典文学到现代经济、政府管理，师资力量都非常丰富。
· 中外学生学习中国学的优势都在哪里？您对于“中国学”的学生有哪些期待？
燕京学堂的学生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相较于中国学生，外国学生来燕京学堂更多的目的是了解中国，其优势在于可以用其自己国家作为参照来了解和理解中国。而我们对于外国学生的培养，目的是让其比较集中地去了解中国的来龙去脉。我们会围绕着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六十多年走过的路来进行说明。短期内要想全面了解中国的文化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能做的是让他们了解中国是如何发展到了今天，是如何成功的。
而对于中国学生，大家都有不同的学科背景，更多地是进行对过去三四十年的回顾和反思。当然有的同学也会对古典感兴趣，古典的内容也可以关照当下。中国学的学科内涵主要是围绕当下中国发生的事情，了解、寻找中国成功的路径。
2 中国学视野下的经济学
· 如何看待经济学的研究与应用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从现实出发，要研究现实，小心应用。经济学的研究不一定要运用到现实中去，但是问题一定要从现实中来。关注中国的现实而非只是拘泥于文献，才能做出新的研究。经济学的应用要取决于个人的兴趣，取决于学者是否愿意参与公众讨论，这与经济学的研究是有一定距离的。现实很复杂，研究是一个抽象的过程，进行研究需要很深入，最终确定一个很小的范围。将经济学的研究应用到现实中的过程中，需要转换一套话语体系和思路。
· 燕京学堂的中国经济学课程更加侧重哪个方面？
燕京学堂的中国经济学课程，侧重于向同学介绍中国经济发生了什么，与理论研究有一些不同。但这也并非是平铺直叙地去讲述，如果只是通过讲述，那么与阅读书本就没有太大差别。在海外阅读一些关于中国经济的教科书也可以达到了解中国的目的，但是不可能了解到中国学生是如何看待中国问题的。中国学者如何理解中国，中国学者如何解释中国，可能与外国学者对中国的解释不同，甚至差距非常大。在北大聆听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学生能够在这个项目中得到的独特体验。燕京学堂应该围绕这样的主题：北大学者如何看中国问题。利用这样的平台，逐步建立起“北大学派”，“中国学派”，建立一支关于中国学的学术队伍。
3 经济学与跨学科学习
· 经历过跨学科学习的您，是否认为燕京学堂的学生具有跨学科经历会对个人成长和学术道路有帮助？
对年轻学生来讲，跨学科学习的经历很有帮助。未来如果要专注学术，肯定需要“专”下去，但是跨学科的背景会对于学术的看法产生影响。做学术，特别是做人文社科研究，如果一猛子扎进去，很难有根本的建树，因为很多内容是已经被其他学者挖过很多遍的了，跳出专业和学科的限制，能更好地发现前人未曾关注的视角和问题。
我读书时压力较小，大学时读了很多书，养成了关注其他学科的习惯。这种经历对我的学术研究还是有很大帮助的。比如解释中国为何成功时，我会考虑到经济以外的其他背景；在思考为什么中国政府可以做出经济学的“正确”政策时，也是一种跨学科的问题和探索，多学科的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 燕京学堂应该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为同学提供哪些方面的帮助？
22-25岁是人生观形成的阶段，拿出1-2年接受跨学科教育是有好处的。燕京学堂是一个平台，跟着不同的老师学习，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若本科四年还没有思考清楚将来的方向，有可能在燕京学堂接受跨学科教育时，由一个老师吸引而进入一个专业。
而且燕京学堂拥有丰富的同学资源，他们来自各个国家、各个学科，互相讨论会碰撞出很多火花。因而我相信，每个人经过1-2年学习，人生轨迹肯定会改变，燕京学堂会成为重大的人生转折点。
4 主讲课程《变革中的中国》
· 作为《变革中的中国》的主讲人之一，您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最大的变革体现在哪个方面？
我其实更看重去总结这30年，中国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因而我觉得北大学者的一个任务，就是用世界能听懂的语言，讲清楚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用学科、规范的范式去解释。
而关于中国的“成功”，首先肯定是经济发展的成功，而经济成功的背后必然是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应该从文化、政治等各种因素去分析。
· 在课程中，对讲授的经济部分设想是怎样的呢？想要给学生传递一种什么样的理念？这门课的开设预期达到什么样目的？
我要做的最重要的就是主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比如为什么中国政府可以采取好的经济政策，那是因为从世界比较来看中央政府是一个中性的政府，相对于社会不偏不倚。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之一就是摆脱利益集团的约束。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利益集团问题非常严重，可以控制政府决策。中国社会相对平均，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挑战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因而党和国家更容易集中精力做经济建设。
反观，若政府较弱，常受挑战，则只能贿赂利益集团，不能把资源放在经济增长上。若利益集团掌握“政治租金”，则会抬高门槛，制约其他组织发展。此外，当下反腐削山头，削减资本与政治的结合也非常必要。而在地方政府层面，官僚体系中有一个非常强的正向激励机制和“问责”制度。相比于法律的“负向激励”，我国是一种正向激励机制，若个人对社会有好处，则会享受到激励，因而让官员在追求个人利益同时，推进社会利益，激励官员为社会做好事。
其他发展中国家，少有正向激励。我国正向激励，包括财政分权，地方创造财政收入，升迁。而这种正向激励，抵消了我国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其他问题。
所以，在经济学语言和研究中，我们就应该去追问什么样的制度更好，让好的制度去激励人。
·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经济新常态/软着陆？
中国在经济上有10-20年的高速发展。一方面经济政策上，中国经济没有犯错，与台湾、日本、新加坡等成功的经济体一样好，而他们在达到一定阶段后，也保持了10年的7%的高速增长，因而7-7.5%的潜在增长率还是存在的。
再一个原因是不断的经济改革，在释放我们的增长潜力。中国已经积累了巨额储蓄，钱很多，找不到好的项目。这两年李克强总理的改革措施，比如金融改革已经见效。改革之前，钱全部在股市、银行系统、房地产，改革后，钱直接进入实体经济，说明过去20年积累的财富，要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了。而且有很多的私人PE公司正在支持创新、创业，VC追着项目走，非常让人振奋。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减少审批程序的政策正在推行，但推进速度有些慢，我认为必须搞“运动”，否则大家的惰性太大。我国之前的制度，对审批者来讲很舒服，他要很多证明，都是为了“免责”和“保险”。现在总理也一直在推行这方面的改革，如果做的好，老百姓办事会简单很多。
再有就是反腐等一系举措的推进，虽然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一些负面影响，但长期对经济增长肯定是有好处的。届时不再有人对办企业、办实事有阻碍，办事就更加正规了。
人物采访：郭永沛、孟怡然
责任编辑：丁雨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