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1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北大营销班、国发院传播中心、国发院EMBA中心承办的北大营销系列暨北大国发院公开课第5期“大国博弈与全球市场”在北京大学承泽园举办。
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外国语学院博雅特聘教授董强，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黄卓，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原副院长杜晓梦，北京市大理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郭艳红分别作为嘉宾发表主旨演讲、主题演讲和主题分享，并进行题为“大国博弈与企业选择”的主题圆桌讨论。活动由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王贤青主持。
董强教授的主题演讲《语言之上，如何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全文刊登如下。
各位朋友，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
今天特别高兴，能够来这儿跟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其实我心里还是很忐忑的，一方面感谢王贤青老师的盛情邀请，另一方面呢，我是头一次参加这种类型的活动。我本人做的学问基本就是“无用之学”，但主办方给我的这个话题呢，也确实是我一直在做的，包括我现在在燕京学堂也致力于此。所以斗胆跟大家分享一点浅见，不到之处，请大家指正，万一有一两个地方还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也说不定。
当今世界有一个明显的现实，就是中国的强大或者说再度强大、中国的发展。从而出现了高志凯先生刚才说的“大国博弈、全球治理”的问题，其核心就是中国实实在在的发展和实力，从根本上打乱了原来的国际地缘政治的格局和经贸格局，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我们都是这个强大和发展过程的见证者、亲历者，甚至在座的不少人还是发展的生力军；同时，我们还是这种强大和发展的受益者。同时，另一个事实是，我们面临一个情况：国外，尤其是传统所说的西方国家，对我们中国不了解。这种不了解，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或者至少可以说，跟我们的实际实力相比，是不匹配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内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你若不被人了解，肯定是因为落后、因为国力不行。我们习惯了一种思维：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等等。那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问题出现了：现在很多情况已经倒转过来了，我们强了，厉害了，对吧？那为什么我们说到底，朋友还不多？我们被理解的程度还这么低？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琢磨的事情。我特别喜欢一个说法，说咱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转用这句话，就是说我们中国国力的日益增长和本身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和国际上对于这中国的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认可之间，存在一种深刻的矛盾。
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只看一些自媒体，或者各种国内的报道，觉得我们现在是非常热闹、非常的厉害，国际上各种重要的活动都去参加，很多空白都填补了。但是呢，确实，从实际上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比方说如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们这个重要性的确在不断提高，但是在所谓的西方主流啊，或者传统的发达国家，无论美国啊，欧洲国家啊，等等，我们还是没有太多的声音。有时反而有所减弱。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跟大家讲一个切身体会。我刚从日内瓦回来，在日内瓦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参加了一个文明对话，碰到了几位原来在中国的法国外交官，现在在那儿退休了，就一起喝了个咖啡。其中有一位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老大使，他跟他的夫人两人经常会在家里办个读书、电影沙龙，放一些中国电影什么的。他跟我说，到书店里面去找东西，那些所谓的“东方书籍”的书架，一大片都是日本。然后是印度、东南亚啊什么的，最后就这么一小块，是有关中国的。这个就让我刺激特别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年，差不多快40年前了，我出国到法国留学。那时候是进了一家法国最大的书店找中国书。就是一模一样的感觉：整个的一片是法国文学，然后是外国文学区域，很多美国的、意大利、西班牙、南美的，然后一块东方，主要就是日本、印度。中国就占了最底下的一小块……占那么一个角落。当时就激发我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协助朋友成立出版社啊，翻译中国作品啊，到处做关于中国的讲座啊，等等，从某种程度上，也让我成了现在的我。结果呢，我没想到，经过了近40年之后，依然是这样的状况！当然一方面，我对自己说没有什么成就感，几十年没能改变什么，“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有些东西是哪怕“知其不可为”也需要“为之”，即便作为一个个体的能力是很弱的。那位外交官所说的让我想到，多少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咱们仅仅从书籍这个窗口来说，依然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当然，我们可以说，书籍可能现在已经不再是流通最多的东西了，我们有其它的很多渠道。那么我想，无论如何，书籍依然是一种比较正宗的流通载体。因为我本人是搞翻译的，我还跟法国大使馆合作，创办了一个翻译奖，一个国家有没有好书被翻译，它是那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否强大的重要标志。其他比方说电影院，国外还是很少见到中国的电影。至于我们强调的这个社交网络、小视频什么的，其实在国外都大打折扣。比如《哪吒》。在国外有多少外国人看过《哪吒》？我不清楚，是可以打问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怎样让外国人更好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发展现状、我们的生活样态，等等？我想首先我们还是要找一下这个症结所在。
症结所在，那么，我觉得肯定有许多原因。最大的问题啊，国外很多地方，它不像我们这样，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自下而上的话，就需要符合一个所谓的“集体的想象”。说到外国人的集体想象，那么我觉得，咱们中国的东西确实本身就显得相比之下有比较大的差异性。就是说在外国人心目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认为中国的东西本质上跟它有巨大的差异性。这个对于一些特别高智商的人来说，是个挑战，他愿意去好奇、去探索，历史上有莱布尼茨、伏尔泰这些哲学家，二十世纪有福柯、拉康这些结构主义思想家，等等，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就会放弃。人们喜欢简单的东西，清晰的东西，熟悉的东西。一旦复杂了，绕好几道，那么就不愿意或不能够直接欣赏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实际现象，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还有一点也不可否认，就是说，当它所谓自上而下的时候，就是说整体上，国外的领导层，无论是哪个administration, government, 还是parliament，等等，近年来都会有一种基本的态度，持某种中国威胁论，比如欧盟近来对中国整体上的态度。更不用说美国了。所以呢，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会不知不觉造成一种影响，不利于人们对中国的了解。刚才大家从主持人对我的简单介绍里可以看到，我有一个头衔比较稀罕，就是我很荣幸是法国一个很拗口的叫“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唯一的一位华人通讯院士。日本有两位，其中一位还去世了。这个学院是终身制，直白说就是去世一个才能补选一个，总人数永远不变，从拿破仑时期设立以来，两百三十余年了，我是唯一的华人。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已经当选这个通讯院士十年了，每年都去开会。这几年见到一些同仁，都是一些最有教养的人，他们面对我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我可以清晰地告诉大家，我能感受到一种不能说是敌意吧——因为大家毕竟已经在同一个学院、同一个穹顶之下十年了——但至少是礼貌之下的一种推却，敬而远之。这个我觉得是近几年来的事情。因为如果十年前有敌意，或者敬而远之，他们索性就不会选我了。这完全是近几年的事情，而且我现在应该说跟他们是建立起友谊的了，十年来，我不再是个陌生人了。那么，有时候他们跟我说的话呢，让我还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劲儿的，或者酸酸的。比方说，有一位老院士跟我说，哎吆，咱们学院幸亏就您一个中国人啊，我们要是再开大门的话，整个学院就都是中国人了！就类似这样的、不冷不热的话。但是呢，你能透过这样的话，觉得他们有一种恐惧。那么，在一个可以说几乎与世无争的科学院里面，如果都能感受到这种恐惧感的话，那么，我觉得在外交上，在贸易上，在政治上，在市场上，等等，就一定更会有。再涉及到我们的电子产品啊，电动车啊什么的，你可以想象，商人们会是一个什么心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肯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就是说，中国的这种能力——且不说强大，就说这种能力——如何可以做到被正面接受，或者是不被过于负面接受，是一个大课题。因为如果被负面接受，就会造成咱们国家的很多其他东西、其他方面不被看到。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就怕有一点，就是所谓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觉得文化交流之间，最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得让人看到这个泰山。但是这种小叶子多了，就容易让人见不到泰山。因为人的认知本身的特点，我们就是容易被片断性的东西所左右的。我们都知道盲人摸象的故事，能感知到整个大象的人是智慧的人，大多数人摸不到大象，只摸到大象肢体的一部分。我是研究文学出身的。大家知道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有人会写一些游记，有一个16世纪的欧洲人到了厄瓜多尔——我想到厄瓜多尔，是因为他们今天有一场世界杯的球赛——他记录了在一个地区有一座山丘，结果呢，一百年之后，发生了大地震，地裂了，那座山丘没了。那么，这个地方是有山丘还是没有山丘，就完全取决于旅行者所见，取决于你读到的是谁的游记，哪个时候的游记。你得有一个上帝的高度、历史的高度，你才能知道，原来是有山的，后来没了。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处于一个平面的时代，一个只知当下的时代。大多数人没有时间让自己腾身而起，俯瞰这个世界。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能够让一个具有高度的历史感、然后又在历史当中不断发展，然后近年来又飞速发展的一个国家，能够让人家去理解，去接受？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再拓宽一点讲。涉及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是任何文化，你都会有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两类。然后最好就是精英和大众之间能够联系起来，那种状态比较理想，但现实中很难。从精英角度来看，那么，比较精英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汉学家们。但汉学它是有传统的。就跟我们说的是有传承的，是老师教出来的，它有它的内在学理、师承关系，等等，它往往并不是被现实给激发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现象。由于传统，它有传承，而有传承的必然后果，就是眼界啊，所关注的东西啊，都是有一定的限定的。比方说敦煌，“敦煌学”很发达，是吧？那么，当你有了伯希和这样的人以后，很可能一代一代的法国学者就在研究敦煌；那么反过来，我们也一样，这个研究海德格尔的，带出一大批博士、研究生，就都是研究海德格尔的。但是你研究海德格尔，研究现象学，你对理解当今的德国有多少用啊？这是会大打折扣的；你研究了敦煌，那么你对了解中国的当今有没有用？这个也是会大打折扣的。这是一个大问题。精英还有他们的学术规则，会有各种标准，并以他的标准来做出价值判断。我见过不少汉学家得过很重要的奖，但是呢，我往往很难跟他们深入沟通，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很偏，甚至对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没啥真正透彻的理解。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悖论。
那么从民间来说，我觉得我们肯定就会一下子想到Chinese Gongfu之类的，还有什么Chinese food，等等。除了这个吃的喝的以外，还有其他戏剧、文化遗产啊，等等，肯定是中国所特有的东西，而且是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人如果仅仅了解这些，他是不是就了解中国了呢？充其量更多是一种旅游层面的东西。所以呢，这又是一个问题。而在精英和民间之间，我觉得基本上是有隔阂、甚至隔绝的。
那么，归根结底，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希望自己以什么样的面目被接受？经过多年来的经验，我现在的感觉，也是我一直强调的，就是不要要求人家理解你，而是要让人家对你有好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需要拿捏的度。就是说，我们如果过于要求别人理解自己，往往就会坠入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一失望，就会吵。吵厉害了，可能还会大打出手。打个比方，就跟谈恋爱似的，一个人老说自己是谁，自己怎么样，对方会觉得他（她）并不爱她（他），反而没什么感觉，而且会觉得这个人好自恋。而好感，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涉及到中国的时候，要让人们预先——a priori——就是有好感的。这也是我这几年比较痛苦的地方，因为在涉及到中国的时候，欧洲人原本预先就是持有好感的。相对于其他人，我就直说，阿拉伯人啊、日本人啊，法国人对中国人本来就是持有好感的。而近几年来，就好像不再是那样的了。
好感这种东西，是一种超越于理性的、有点类似于直觉的东西，甚至类似于信仰，就跟有人信上帝，信菩萨之类——当然我们现在都不提倡这些。很多东西是非常主观的，会有很多原因但不一定能说清楚。比方说，到了中世纪，出现了一些神学家，说要从理性上论证上帝是否存在。其实这个时候，宗教就已经遇到极大挑战了，就已经大打折扣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文艺复兴早晚就会来到了。宗教这个东西就必须让步了。这个对于人类的整体发展来说，当然是好的，但对宗教本身来说它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好感啊，它是没有解释的，不需要解释的。有点类似第一印象什么的，很多东西他是非常微妙的。但微妙很大的一个前提，就是觉得这个人不错，他这个人很幽默，这个人有教养，这个人为他人着想，这个人很乐观，很正能量，很谦和，等等。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所以习主席说要让人感受到可亲、可爱的中国。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让人觉得亲切。亲切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美国现在很牛是吧，我个人就觉得他们这么搞下去，对美国的形象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该硬的时候得硬，这是肯定的，无论是商业上也好、日常也好，更不用说军事了。但整体上呢——我总觉得，军事化状态毕竟是极限状态，而非正常状态——我个人比较欣赏的还是内方外圆。你得让人觉得是在一种和和气气的氛围中交往。这个中国人常说“和气生财”，这个道理是可以延伸的，就还是说要广交朋友。广交朋友没有任何坏处。你朋友多，说明人家对你有好感。我觉得这是基本的态度。所以我觉得，我们最终还是要谦和。谦和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
具体来说，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做。首先就是教育。这是一个大课题。时间关系，简单说，就是要培养能够兼顾精英和大众趣味的知华、友华的青年人。这个大家都很能理解，具体有两点我需要发挥一下：
一是要在精英与民众之间，建立起桥梁。我近年来在研究法国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传统学院的汉学之外，存在一种我称之为“想象的汉学”的东西，就是由各种各样的非汉学家们组成的、但又或多或少受到汉学家的启发而带来的大量作品，可以是游记、记者报道、电视节目，小说、电影，等等，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对与一个国家的认知，或者说“想象空间”。这种想象空间是根本性的。一定不要指望大家都去读汉学家们的专业书，同时，正如我之前已经讲到的，汉学家们也往往只是聚焦于一点的专家。
比方说，涉及到翻译，我们国家一直有一种我称之为“圣书情结”的东西，简单说，就是翻译就得是经典。不是《圣经》，也起码是莎士比亚。然而，翻译难的地方，不是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而是日常、基本逻辑里面的那些微妙之处。所谓的舆论，意见，opinion，有时是很难翻译的。而它们又往往左右着一个国家对一种外来文化的接受态度和接受程度。至于教育，我们更要理论与实践并重。让国外的年轻人在深入体验之后，成为当今中国的代言人。让我们的学生掌握语言的精髓，能够理解言下之意，言外之意，以及语言之下的情绪，等等。
第二点我想也极其重要，也回到我前面所说的症结：就是要尽可能弱化中国的差异性，强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同一性。我们经常讲“求同存异”。事实上，说我们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之间有差异，是不需要论证的，是大白话、大实话，但是，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是相通的，甚至相同的，这是需要真正去argue、去论证的。我经常对外国学生说，一定要知道，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就进入了现代社会。而现代中国是将西方消化过的、将其融合在中国文化之中的。现代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中西融合的，是具有世界性的，我们不是一个封闭的、独特到无法理解的国家。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有同样的追求，面临同样的挑战，需要共同去应对。有一天我们这样一个声音真正被人接受了，中国被人理解就真正迈出了一大步。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