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秦岭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带来了题为“从古城到村落：良渚文明是如何运作的——多层次考古学研究的视角” （From Ancient City to Village: How Liangzhu Civilization Worked—A Multi-Scalar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的讲座。本次讲座为燕京学堂2026—2027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三讲，由燕京学堂副院长Brent Haas主持。

采访札记

在讲座之前，我们采访了秦岭。她首先谈及考古学的学科定位与独特贡献。她指出，考古学常被归入人文学科，在北大也属于人文学部，因为其最终目标是解决社会与历史的问题，这是研究取向决定的。但研究路径却日益偏重自然科学，涉及大量理科式手段。正因如此，考古学成为一门非常特殊的人文学科，难以简单贴标签。谈及最独特的贡献，秦岭认为在于其“兼容性”：考古学被发现的物质材料推着走，发现什么样的材料，就要为解答材料背后的人与社会问题寻找方法与路径。其特殊贡献，正是从实实在在的小材料出发，解决人和社会的大命题，在自然科学路径与人文社科问题之间实现有意义的切换。

秦岭接着回应概念是否会限制对良渚的理解。 她坦言，所有概念都会限制理解，但语言本身是交流工具，没有概念便难以与人交流，也难以开展比较研究。概念的限制性恰恰设定了可研究的范畴与比较的内容。关键在于，考古学认为概念本身没有意义，必须通过材料来论证。例如讨论“权力”，考古学不会停留在空泛概念上，而会追问谁具体实施权力，权力用于控制资源、技术、人还是分配制度，让概念具象化、有血有肉。再如“社会”，一个村落是社会，良渚文化也是社会，概念本身是流动的、尺度可大可小。因此，秦岭并不把概念看作限制，而更愿将其视为起点——通过概念去捕捉可用材料梳理的内容。

最后，谈到希望同学们从考古学中学到什么，秦岭首先强调不要死记硬背，要意识到关于过去的理解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应在批判与辨析中接受被传递的知识。其次，考古学具有可大可小的独特视角，既能讨论宏观命题，也能细致到陶罐上的一个指纹，这种尺度切换对任何学科的学习者都有益。她还希望同学们体会“小材料解决大问题”，并在实践中运用。同时明白概念需要由材料描述和论证，尤其在跨学科跨文化语境中，同一概念背后往往存在歧义与误读。最后，她希望同学们理解过去并不存在谁早谁晚、谁好谁坏、谁更高级的排序，从而更理解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与多元性。

讲座回眸

秦岭以"宇宙日历"开场：若把宇宙史压缩为一年，生命要到十一月才登场，人类与猿类的分异发生在12月31日，文明与国家形态只占这一年的最后十秒。她由此标出理解人类社会的"三个起源"：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以及本次讲座的主题——文明与复杂社会的起源。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关于自身的一切都要靠考古学发掘；即便有了文字，文献也不会记下所有事情，考古学依然是校正历史不可或缺的学科，也是能在很长的时间尺度上比较中西差异源头的学科。

良渚正是探讨这一主题的理想案例：它是东亚第一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史前新石器遗址，距今约5300至4500年，核心分布区环绕太湖。秦岭先辨析概念：civilization源于拉丁语civis（公民），与侧重教化与文德的中文“文明”并不对等；而良渚没有文字系统，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不知道它的存在——判定这样的社会是否已成文明，不能照搬柴尔德“城市革命”式的清单，那只是对早期文明相似性的描述，而非门槛。随后她从五个维度展开剖析：规划与规模、公共工程、社会分化程度、农业经济规模、专门化手工业。

古城选址于湿地之上，一切建筑材料都靠水路运入：城内河道总长32公里，多为人工开凿，八座水门与外界连通，仅设一座陆门。内城约300公顷，相当于四个故宫；中央的莫角山宫殿台基纯为人工筑造，高出周边地面约10米。仅城墙与中心台基的土方量，一万人全年无休需施工七年；按江南雨季每年一百个工作日计，需四万人劳作二十六年。城外的高坝系统兼具防洪、供水与运输功能。至于灌溉，秦岭打了一个问号：古城周边至今未发现稻田遗迹。

良渚遗址内分布着不同等级的墓地，其空间分布、排列方式和墓葬规制明确体现出社会阶层的分化。最高等级的反山墓地仅11座墓，分南北两排，随葬大量精美玉器——社会顶层已脱离血缘族群的公共墓地，形成以地位为核心的独立埋葬单元。玉器之精微超乎想象：神人兽面纹完整图案仅3×4厘米，不及半张校园卡；一毫米宽度内可刻出五六根互不重叠的细线。玉器还是严密的身份标识系统：锥形饰仅男性使用，数量恒为奇数，甚至以石料仿制凑数；玉钺每墓仅一件真玉，其余以石仿制。四级墓地环绕古城，构成清晰的社会层级。

古城之内不产一粒稻谷，却有惊人的集中仓储：莫角山东坡的H11灰坑即填埋约1.2万公斤炭化稻谷，南侧池中寺仓储区的炭化稻谷堆积总量近20万公斤。锶同位素分析显示，城中的猪大多并非本地饲养，而是来自海宁、上海乃至更远的腹地——良渚古城依靠再分配系统，供养着不直接从事农业的统治阶层与手工业者。

玉器是良渚文明最璀璨的物质与精神文化载体。古城内外发现了多个玉器作坊遗址，水坝附近的作坊出土粗细不等的磨具与燧石刻刀，钟家港一带发现大量管钻钻芯，城内出土未完工的玉琮与残琮改制件，另有遗址专门生产石钺，甚至有专门制作燧石工具的作坊——从原料切割、钻孔到纹饰雕刻，工序复杂，分工明确，表明玉器生产已被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是“神人兽面纹”玉琮，这个统一形态的神徽遍布于各类玉器上，构成了良渚社会共同的信仰核心。

讲座随后转向邻近的玉架山与茅山遗址。玉架山六座环壕台地各自独立，已发现墓葬645座，超过良渚古城遗址群的墓葬总数；这里的头饰组合与反山王墓完全一致，玉料却分属另一类。这说明，本地不同社群有自己的原材料、资源和工匠，却共享同一套信仰体系。茅山遗址则更多地展示了农业基底。由十四条以上田埂分割的成片稻田，宽30米、长18米，与今天的稻田几乎相同。茅山遗址最终被纯净的洪水沉积覆盖，地球化学证据表明颗粒来自长江口——并非山洪，而是海平面上升与风暴潮导致的海水倒灌。

秦岭最后总结：支撑良渚文明的，是极高的稻作产能——近东的文明套餐是小麦、大麦和牛羊，中原讲“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而长江下游的先民只凭水稻，成为旧大陆唯一以单一作物经济建起复杂社会的案例。环太湖全域中，良渚古城并非唯一中心：统一的神徽出现在玉、象牙、漆器与陶器上，是各社群共享的地方知识。至于如何研究这样没有文字的文明，她给出三个视角：整体把握一个文化的面貌，纵向切入社群内部，横向比较社群之间——跳出器物，方能看见文明的完整图景。

师生互动

Q：关于良渚的终结，除了洪水，是否还有更多解释？考古学在多大程度上关心一个文明“如何结束”，而不只是它如何生活、如何发展？

A：先要澄清一个时间差：良渚文化延续至距今4500年，而大规模洪水沉积发生在距今约4000年，中间数百年的遗存被命名为钱山漾、广富林等考古学文化。最先消失的其实是玉——距今4500年之后，大规模玉器生产不复存在，以玉建构的社会等级体系随之崩塌。玉料依赖矿产，无法预测还能开采多久，晚期玉料质量已明显变差；一旦失去这种用于展示的资源，这套系统便难以为继。此后仍有人生活在古城，陶器略有变化，但没有了玉，我们很难判断当时的社会形态与信仰体系。气候变化是更深层的原因：花粉等古环境证据显示，风暴与中小规模洪水日益频繁。关键不在于人们怕水——他们已经住在人工台地上——而在于水稻。稻需要水，却怕淹，积水排不出去便只长叶、不结穗。所以这一区域的水利与其说是灌溉系统，不如说是排水系统。最终人口逐渐收缩，至于他们去了哪里，我们至今不知道。

Q：作为玉架山遗址博物馆展陈设计的参与者，您对同学们参观博物馆有何建议？

A：我建议在两条叙事线中选一条走到底。第一条讲“这片土地上五千年前发生了什么”：茅山遗址是什么、玉架山遗址是什么、这个由众多墓葬组成的社群是怎样的，沿着展线就能读懂这片土地的过去。第二条讲“考古学如何解读这些材料”：测年用什么样品、玉料用什么方法分析，展柜下方的抽屉里还藏着元素分析结果等额外信息。不要两条线来回切换，选定一条，你会获得更完整的参观体验。

采访/内容整理：李独怡

讲座内容整理：江欣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