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1日，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Djoomart Otorbaev）应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董强邀请，为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带来题为“中亚转型：下一个亚洲虎的崛起及其对中国的影响”（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sia: The Next Asian Tiger in the Mak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的讲座。本次讲座为燕京学堂2026—2027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四讲，由董强主持。

讲座前，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何光彩在临湖轩会见奥托尔巴耶夫，对其来访表示欢迎。中吉两国长期友好，两国元首在联合宣言中强调将持续深化教育、青年、科研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他期待深化与吉尔吉斯斯坦高校及科研机构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奥托尔巴耶夫表示，北京大学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期待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吉尔吉斯斯坦更多高校与北京大学建立联系、开展交流，共同为应对国际形势新变化、促进区域和平发展贡献智慧。

采访札记

在讲座之前，我们采访了奥托尔巴耶夫。他首先谈及中亚地区的发展优势。他表示，中亚正成为新“亚洲虎”，过去20年年均经济增长超过6.7%，成绩瞩目。同时，中亚国家还拥有积极的人口发展态势。他指出，得益于苏联遗留的高教育水平，中亚年轻人受教育程度很高，每年有200万具备数字化素养且活跃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推动地区未来发展。中亚地区总人口仅约8500万，区域内市场规模有限，但中亚期待与中国进行密集、高质量的合作。他强调，中国无疑是世界高科技、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又是中亚的邻居，因此中亚将中国视为技术与经济伙伴，而非单纯的产品分销市场。

关于区域互联互通，奥托尔巴耶夫认为交通成本高是内陆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他以古丝绸之路为例指出，中亚曾因陆路贸易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如今正迎来“新丝绸之路”的开端。中欧班列高效运行，经哈萨克斯坦已有三条铁路连接中欧；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成为最短路线——从重庆到杜伊斯堡仅需九天，远快于海运。正因如此，他引用中国谚语“要想富，先修路”，指出这些通道将使中亚从“陆锁”转为“陆联”，打通通往欧洲和中国市场的路径，降低运输成本。更重要的是，互联互通不仅是货物贸易，更是人与人的交流，中亚将再次成为东西方相遇之地，欧亚大陆的学者和人才将在此汇聚。

最后，奥托尔巴耶夫结合自身从物理到经济再到政治的跨学科经历，给燕京学堂的青年学生们提出了建议。他首先祝贺学生从极低录取率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强调教育质量不仅取决于教师，更在于与优秀同伴的交流互动。他认为，这些学生凭借努力和竞争力取得成功，而未来两年在燕京学堂的学习，将使他们成为社会的高层次人才。他指出，中国与所谓的西方世界仍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选择来燕京学堂的学生都希望能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桥梁。正是多元文明的交融，将使他们达到对现代世界的高水平理解。他相信，燕京学堂的毕业生将继续成为21世纪各自文明的领导者。

讲座回眸

讲座从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中亚转型切入：独立之初，各国既要重建经济体系，也要重新寻找自身在欧亚大陆上的位置。三十多年过去，中亚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年轻人口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数字经济和创业活动逐渐活跃。支撑这些变化的，不只是资源，更是苏联时期延续下来的教育基础，以及当地家庭长期以来对教育的重视。由此，讲座进一步提出本场讨论的核心问题：中亚能否成为下一只“亚洲虎”，又将如何与中国开展更具持续性的合作。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开始独立探索发展道路。经济和制度转型并不轻松，但苏联时期形成的教育体系在不少国家保留了下来。许多家庭即使收入有限，也愿意优先供子女读书。奥托尔巴耶夫把教育视为中亚今天仍然拥有的一项优势。近年来，中亚经济增长较快，人口结构也相对年轻。中亚地理位置靠近欧洲，总人口约8500万，每年都有大批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多人开始从事贸易、数字服务和创业。在奥托尔巴耶夫看来，这些变化使中亚具备了成为下一只“亚洲虎”的可能；但真正的转型不能只看增长数字，还要看产业结构能否改变，年轻人能否在本地找到新的工作机会等因素。

中国与中亚的早期合作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等领域。随着双方经贸联系加深，中亚国家越来越希望中国投资能够带动本地制造业发展、技术转移和就业，而不是只把当地作为原材料来源。奥托尔巴耶夫强调，中国领导人已经将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和人工智能列为今后最重要的三个合作方向。他特别指出，中亚国家在与中国企业协商项目时，需要把自身需求和不能接受的条件讲清楚，也要就环保、本地用工和产业配套提出具体要求。合作是否可持续，不只取决于投资规模，还要看项目能否回应当地的发展需要。

远离海洋，是中亚参与国际贸易时绕不开的限制。海运成本较低，而中亚企业把货物送往欧洲、东亚或南亚市场，往往要承担更高的物流费用。近年扩展的中欧班列、规划建设中的中吉乌铁路以及持续完善的区域公路网络，使这种处境开始发生变化。奥托尔巴耶夫用“从陆锁到陆联”来概括这一过程：过去，内陆位置限制了中亚的发展；今后，同样的位置也可能使中亚成为连接中国、欧洲、西亚和南亚的交通节点。铁路尤其适合运输电子产品、半导体等价值较高、时效要求较强的货物。不过，要让陆路通道真正提高效率，沿线国家还需要简化海关和边境手续，并解决跨里海运输成本较高等问题。

谈到中国科技发展，奥托尔巴耶夫将教育投入和理工科人才培养视为重要基础，同时也提到，中国在基础科学和原创研究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需要为国际科研人才提供更便利的工作环境。他还提醒，人工智能竞争并不只发生在模型和算法层面，数据中心、电力供应和输电网络同样重要。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已经形成各有侧重的创新中心，西部和北部地区也在建设数据基础设施。面对在场的国际学生，他给出的建议很具体：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社会，多与中国同学合作。只有进入真实的语言和生活环境，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中国。

燕京学堂学业主任陆扬从历史角度回应了这场讲座。他介绍，古代粟特商人曾活跃在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中，不仅经营跨区域贸易，也把宗教、音乐、舞蹈和思想带到不同地区。粟特人善于协商，也善于适应不同文化，因此能够在大国之间保持自己的活动空间。这段历史说明，中亚并不总是大国竞争中的被动一方；只要区域内部保持往来，并与周边社会建立信任，中亚同样可以主动参与欧亚大陆的交流。

讲座最后，董强重温了奥托尔巴耶夫与燕京学堂的友谊，以及对学堂发展的关心。去年，他亲自莅临学堂举办的全球青年中国论坛（YGS），不仅发表重要的主旨演讲，更在论坛期间与同学们打成一片，深受学生喜爱。今年六月，奥托尔巴耶夫与董强在乌兹别克斯坦再次相遇，深入讨论中国与中亚的关系。两人向同学们共同推荐吉尔吉斯斯坦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小说《一日长于百年》，希望大家从文学中进一步了解中亚的历史、草原生活和社会变化。

师生互动

Q：中亚位于欧亚大陆中心，为什么又长期被视为边缘？

A：我认为，首先要看到内陆地理带来的限制。海运长期比陆运便宜，中亚企业要把货物送到国际市场，通常要付出更高的运输成本。这也是为什么中亚面积很大，人口却相对较少。现在情况正在变化，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铁路运输越来越快，中亚有机会从“陆锁”转向“陆联”。但交通条件改善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会自然解决。冰川退缩、水资源减少已经影响到农业和城市发展，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必须认真处理的问题。

Q：中等国家如何在大国竞争中推动和平？

A：对内陆国家来说，与邻国保持稳定关系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发展的前提。我们没有办法绕开周边国家进入全球市场，因此必须学会合作。近年来，中亚五国以“五国加一”等形式同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开展对话。单独看，每个国家的体量都不大；但五国共同表达立场时，国际社会会更认真地听取我们的意见。我认为，中小国家不必只在大国之间选边，也可以通过区域合作增加发言权，在不同立场之间做沟通和协调。

Q：铁路是否真的比海运更能避开地缘政治风险？

A：铁路当然也会受到政治局势影响，我并不认为陆路运输能够完全避开风险。现在一些欧洲客户对经过俄罗斯的线路仍有顾虑，所以连接中国、中亚、里海、高加索和土耳其的“中间走廊”受到更多关注。这条线路需要跨越里海，成本会增加，沿线国家之间的海关和边境手续也需要继续协调。不过，对于电子产品、半导体等价值较高、时效要求较强的货物，陆路运输仍然有吸引力。我们要做的，是增加路线选择，而不是用一条路线完全取代另一条。

采访/内容整理：李独怡

讲座内容整理：江欣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