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8日，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Barend ter Haar（田海）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同学们带来了题为“造纸术的发明及其宗教背景” （The Invention of Paper and Its Religious Context）的讲座。本次讲座为燕京学堂2026—2027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五讲，由燕京学堂学业主任陆扬主持。

采访札记

田海围绕关羽研究指出，崇拜与讲故事本质上是一回事：信众在讲述某位神祇灵验时，就是在讲故事，这种“奇迹故事”对他们而言就是真实的历史。关羽崇拜的发展表现为故事在某一阶段被写下来并加以扩充，三国故事只是其中之一，类似从宗教传统演变为小说的还有《西游记》《水浒传》等。他批评了一种偏见，即识字的人总认为文本在先，以为口头传统是从书写派生出来的。他不仅论证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的，还表明大多数宗教文化是口头的。他强调，大多数宗教文化是口头的，文本在先的想法是一种偏见。

田海结合在荷兰、德国、英国和中国多所高校任教的经历，为有志成为汉学家的同学们提供建议。他指出，不同学术文化差异显著，甚至北大与复旦之间也各有不同，并非每个人都能驾驭多种文化。他坦言，对中国历史学者而言，国内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甚至可以在高中教书；而西方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职位很少，往往只能依附于中国研究系，而非历史系或宗教学系，这既有便利也有局限。他给出核心建议：做好研究，以别人愿意读的方式写作，当遇到理想岗位出现时，已经做好准备，有匹配的能力把握住机会。

讲座回眸

纸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我们通常会把书写材料的变化讲成一条很清楚的线索：甲骨之后有青铜铭文，继而是简牍和帛书，最后发展到纸，蔡伦也就成了故事的终点。可把这些材料放回各自的使用场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甲骨、青铜器、竹木和丝帛长期并存，各自承担不同的用途，并不是新材料一出现，旧材料就马上退出。讨论纸的起源，还要先弄清楚什么才算纸。把一块原有材料裁开拿来写字，并不能叫造纸；纸的关键，是把植物纤维打散、混合，再重新抄造成一张薄而完整的材料。考古发现当然能提供线索，但样本能否复核、照片是否清楚、年代和成分判断是否可靠，都会影响结论。与其急着给纸找出一个确定的“出生年份”，不如看看这项技术是怎样一点点成熟起来的。

从日常使用来看，纸解决了不少旧材料带来的麻烦。竹木本身有纹理，落笔会受到方向限制，写得一多又十分笨重；丝帛好写，却很昂贵，还要和衣料争用原料。纸面没有那么明显的纹理方向，笔可以自由运转，写成长篇也容易携带。它的原料来源也更杂，树皮、麻料、旧布、废渔网，甚至农业生产留下的植物纤维，都有可能被利用。现有证据很难支持蔡伦凭一己之力、在某一天突然“发明”了纸。更接近实际的情况或许是：纸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蔡伦改进了原料和做法，又借助宫廷的条件，让纸张的质量更稳定，也更适合书写。很多技术都不是灵光一现的结果，而是在反复试验和使用中慢慢成形。

纸张渐渐普及以后，书写也有了新的样子。东汉以后，越来越多的士人亲自落笔，并通过笔迹表现修养、性情和声望。竹简一枚枚相接，中间留有缝隙，运笔很难连续展开；换到平整的纸面，转折、连带和铺陈都有了更大的余地。我们今天谈书法，不能简单把商周铭文直接算作后世意义上的书法，因为把字迹当作一种可供欣赏的个人表达，本身也经历了形成的过程。王羲之《兰亭序》成为经典，固然和书写有关，也离不开纸、笔、聚会场景以及当时的宗教文化。换句话说，纸并不只是承载书法的底面，它也参与塑造了人们写字和看字的方式。

到了宗教生活中，纸也不只是用来记下经文。名字、符号和文字常常被认为具有实际的力量：写出鬼神的名字，意味着能够辨认、约束它们；抄写佛经，则让佛陀的教诲以可见的形式再次出现。大乘佛教很重视诵念、抄经和反复复制经典，纸张让这些事做起来更方便，经文也能传到更远的地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纸上的内容，但不识字并不妨碍参与。有人请人代抄，有人跟着诵念，也有人通过反复称念佛菩萨的名号来积累功德。于是，纸一头连着识字和经济条件，另一头又连着普通人的日常信仰。原本主要靠口耳相传的内容，有了可以随身携带、长期保存并不断复制的形态。

一张纸写过字以后还能不能随意丢弃，也成了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古人确实会用废纸如厕，毕竟它比厕筹柔软得多；可一旦纸上写有佛经、圣贤文字或神圣名号，这样做就会被看作冒犯。寺院戒条和相关故事一再提醒人们不要污损经纸，恰恰说明现实中有人这么做。后来，各地逐渐形成收集、焚化字纸的习惯：写过字的纸不能和普通废物混在一起，烧过的灰也要妥善处理。这些做法背后，不只是节俭或爱惜纸张。纸即使已经破损，甚至不能再读，上面的文字仍被认为留有分量，不能像无用之物那样处置。

纸钱、纸屋和纸扎人物被投入火中，又是另一回事。这里的火不是单纯把东西毁掉，而是把它送往亡者或神灵所在的世界。纸制品烧掉以后，生者无法再用，人们却相信它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发挥作用。符箓也建立在相近的观念上：符上的文字既像一道命令，也像一份权力凭证；把符烧化，再将符灰和水服下，便是让这道命令进入身体。现实中的公文要靠官府的权威才有效，仪式里的纸则要靠人们对神灵和仪式的信念。纸张供应增加以后，印刷也有了发展的条件，佛教大量复制佛名和经文的需要，正是早期印刷的重要动力之一。从写经、用符到焚烧纸钱，再到成批印刷，纸的历史也因此不能只当作一段技术史来讲。

师生互动

Q：从手抄经文到印刷佛经，这种变化与识字能力和社会阶层有什么关系？

A：我会先从社会差异来看。不识字不等于不愿意接近文字，也不妨碍一个人参加宗教活动。自己不会写，可以请人代抄；有条件的人也可以付钱，请别人替自己完成。不会读，也可以跟着别人诵念，慢慢记住一段经文，或者记住佛菩萨的名号。佛经常常强调诵念要出于真诚，可人很难判断自己哪一次才算足够真诚，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一遍遍念。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文字材料，大多出自受过教育的男性精英，普通人平时到底怎么做，留下来的记录很少。不过，有些故事会特别写到婢女或侍妾能够诵出《法华经》的段落，借此说明佛法并不只属于读书人。纸上的抄写大概更多由识字者或有一定财力的人完成，普通人则可能通过听讲、诵念、图像和仪式参与。印刷让经文复制得更快、数量更多，但手抄并没有因此变得多余。亲手抄写所花的时间和心力，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实践，也被看作积累功德的方式。至于不同阶层分别更常采用哪一种方式，我们还需要更多材料才能说得具体。

Q：中国有没有类似赫库兰尼姆纸草卷的残损文献，需要借助成像技术才能辨读？

A：就我目前所知，中国还没有发现与赫库兰尼姆纸草卷完全相同的例子。那些纸草卷在维苏威火山喷发时被严重碳化，过去几乎无法展开和阅读，现在可以借助不同波长的成像和计算方法辨认其中的文字。中国材料里更常见的是旧纸被再次利用。比如，人们会把废纸一层层粘起来，加固书籍的封面；后来拆开装帧，有时会从里面发现更早的文书和档案，其中甚至有和酒类专卖、法律事务有关的记录。它和被火山碳化的纸草卷不是一回事，但也提醒我们：一份材料即使已经破损，或者被改作他用，仍可能在无意中保存下原本不会流传下来的信息。

采访/内容整理：李独怡

讲座内容整理：江欣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