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4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院院长钱乘旦应“中国专题系列讲座”之邀来到燕京学堂，为学子们带来了一场以文明的多样性为主题的讲座。
钱教授希望通过这场讲座，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燕京学子展示很多中国人，至少是很多中国学者，是怎样看世界的。他强调，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最本质也是最重要的属性。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的优势和霸权的扩张，文明的多样性受到了挑战，但是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各种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恢复了自信，文明的多样性因此得到了巩固。
人类文明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还没有得到解释。最古老的文明都出现在水边。水除了提供生存的基本条件外，还为早期人类提供了最重要的交往渠道。在通过水路交换了各种物质的同时，早期人类也在掠夺、征服的过程中面临种种压力，而文明就在这种压力和改变中逐渐形成。不论是各大河流域的文明还是欧洲独特的海洋文明，是水让人类产生了文明。
接下来钱教授回顾了各大古代文明。古希腊实行城邦制度，但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制度特征，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民主制只是其中一种，可见在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多样性的。继承了希腊文明的罗马文明存在了千年，在两方面明显背离了希腊文明：其一是从城邦起步，发展为庞大的高度集权的帝国；其二是在古罗马历史上几乎出现了所有形式的政治制度，唯独没有民主制。
两河流域文明的特点是地区性的霸权国家持久战乱；埃及古文明很早就完成了上下尼罗河流域的统一，形成了神权加王权的制度。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文明小国林立，王政盛行，但种姓制使社会高度稳定；波斯是“第一个学会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建立和管理一个帝国的国家”；马其顿之后的希腊化世界吸收了东方的专制主义。中国的文明有多重起源，早期“方伯”制下有很多“酋邦”，慢慢融合，发展成统一国家。可见世界早期文明的多样性。
文明的轴心时代诞生了孔子、释迦摩尼、亚里士多德、犹太教先知等许多圣人，他们奠定了文明的精神载体，承载了文明的生存力，后来的文明多多少少都表现为轴心时代精神产物的继承与变异。文明需要政治和意识形态两个载体，两个载体同时存在时，文明才有可能存在与延续。中华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无缝契合，因此持续了几千年之久。西欧文明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间出现的最大问题是国家和意识形态两大载体没有形成完美对接。
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后3世纪这六百年中，东、西方世界均各有一个“超级大国”同时承载着强大的文明存在：东方的是汉帝国，西方的是罗马帝国。这两个帝国后来都曾受到严重挑战，一度陷入混乱与崩裂，主要体现为“蛮族入侵”。当日耳曼人大举入侵罗马帝国之时，北方游牧民族同样频繁冲击着汉帝国的农耕文明。而在公元7世纪、从唐帝国的建立开始，中国重振了统一的大帝国，从而使古老的东方文明又迎来一个新的高峰。但西方却走了另一条路，进入了封建时代，以土地的层层分封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造成国家权力的高度碎裂，不仅是领地和庄园分割了国家的权力，而且如前所说：文明两大载体正式地分离了，“凯撒和上帝各管各的，谁也别去管别人。”事实上，教廷与王权不仅分庭抗礼，还时常发生冲突与对立。
钱教授认为，西欧中世纪并非全然如后来文艺复兴时所谓的“黑暗时代”，实则充满了生机。但是，中世纪的欧洲已失去与东方各文明并驾齐驱的能力。西欧国家与东方诸国相比在生产力、社会发展、文化表现等诸多方面已明显落后。这种“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状态延续了一千年之久，其原因亦正是西欧社会的分裂。
事实上，文明的两个载体的分离导致社会的整体瓦解，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曾经出现过，不过要比西方早一千多年——在2800到24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如此。而中国在那几百年动乱后开始重新建构统一的国家，形成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并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始终以大一统帝国的形态平稳发展。
因此，西方摆脱中世纪落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重新整合社会，这也正是西欧诸国随后所做的——一种新的国家形态产生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全新的国家形态——现代民族国家，其间整个西方经历了一个“漫长、艰苦而必要”的过程。这是西方崛起的第一步：走出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完成统一民族国家的构建。
随着西方的崛起，人类社会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世界格局被扭转。西方文明带着其张扬个性、重视工商业、强调市场的作用等特点飞速扩张，资本主义成为新的政治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轴心，工商业围绕资本运转；金钱取代上帝成为新的崇拜对象，“西方像个火车头，整个世界被拉着走”，钱教授如此比喻道。“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亦是从这时开始的，西方的价值被称为“普世的价值”，对“普世”鼓吹其实是把西方等同于“世界”。对“普世”价值的鼓吹给文明的多样性带来致命的冲击，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殖民扩张的势头在整个世界已无法被抵挡，一切与西方不同的文明均被认作是“落后的”。此前千年之中，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一直大体处于平等的地位上，而19、20世纪的西方绝对优势却成为不可扭转的大势。
正当西方霸权登峰造极、其他文明看似死亡之时，“现代化”作为文明复兴的力量开始席卷整个世界。最早的现代化是从西方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这一系列出现在学生历史课本中的名词都是西方现代化的典型代表。
但文明的多样性事实上并没有消失，反而因现代化的大潮而更加丰富多彩。事实上，现代化进程即便在西方内部也体现出极大的差异性，比如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各不相同：英国和平渐进，法国暴力革命，德国走上全然区别于英、法的“异类”特殊道路；在工业革命中，英国自由放任，法国对此有所偏离，德国再次成为“异类”、通过国家力量发展经济，美国虽曾仿照英国走自由放任的路，但在20世纪却成为第一个大规模干预经济的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亦大不相同：英国君主立宪，美国总统共和——这使得其选举制度也有巨大差别。社会制度更加不同，北欧国家完备的福利制度在美国却被认作“懒惰的温床”，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的差异使美国出现了弗里德曼，而英国则出现了凯恩斯。并且每一个国家内部也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英国从自由放任到社会福利，法国从暴力革命到温和改良，美国在法律上承认了种族平等——这便说明，文明多样性在同一个国家也是一种常态。
现代化浪潮在非西方国家体现出更丰富的多样性。拉美、苏联、阿拉伯、中国模式……每一种模式虽各不相同，但都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注入生机与活力。所有这些模式都是不可复制的——“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不能重复甘地的方法来摆脱殖民主义，土耳其几乎被协约国分解亡国之时亦无法用曼德拉的办法来进行变革，南美军队文官交替执政的模式不可能在新加坡出现……”钱教授认为，若将同一种模式强加给所有国家，其后果难以想象。竞争性的政党选举无法强加到部落传统仍然兴盛的非洲，“阿拉伯之春”如今已演变成“阿拉伯之冬”，应引起全世界的深刻思考。同为选举政治的印度把种姓融入现代政党，在日本则是自民党独大、门阀政治世代相传。再如“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整个世界无法思议、甚至连中国人自己都尚未完全理解；美国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其他国家怎么可能复制？因此，钱教授提出，每一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自身的发展道路，这种多样性恰恰是各个国家现代化事业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
“普世主义”的说法是对多样性的扼杀。霸权政治下单一文化主导的话语体系宣称历史已走到了尽头。在两百多年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那里，历史的尽头是普鲁士；而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福山那里，历史的尽头是美国。“但美国自己的历史尚未走到尽头，人类的历史如何走到尽头？”钱教授指出，20世纪以来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巨大成就都来自于最古老文明的核心地区。
正如美国政治家亨廷顿所说，历史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结束，古老的文明正在复苏，他由此提出“文明冲突”论。但文明之间是否只有冲突？冲突是否必须“你死我活”？钱教授认为不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百多年的世界现代化使古老的文明焕发新生，西方的霸权难以延续。他更愿将此称作“文明的回归”——这是古老文明的回归，是关于古代智慧如何用于现代的思考。
在这个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深的世界中，多样化也愈发明显。钱教授说，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单独解决多样而复杂的现代问题，这需要各种文明共同应对。“这是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多样文明相映成辉，使这个时代更加伟大。”文明共存、人类共荣，这是全世界共同的理想，也是共同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