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3日下午，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师生带来了题为“再生产性的国际人口流动”（International Reproduction Migration: the case of China）的线上讲座。本次讲座由燕京学堂学业主任陆扬主持，是燕京学堂2020-2021学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四讲。
讲座结束后，项飙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分享了他对抗疫工作中人口流动的意义、出国留学和“内卷”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以及对燕京学堂同学们开展研究的建议。
项飙教授首先指出“可以说人类社会是被流动挟持了”。当下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十分依赖人员和物资的持续流动，一但这样的流动被打断，整个经济的平衡就不能持续了。虽然流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有特例。“不被劫持的时候“，比如疫情期间，不少国家的中央政府为了保护民众的安全和利益，会主动打断、控制人口流动来控制疫情。同时因为在不同地区疫情程度不同，也存在资源集中调动、分配支援不均的现象，所以说流动的重要性无所不在。
谈到“出国留学”这样的人口流动，项飙教授解释道，不同年代的“流动”，背后的原因也有所不同。留学可以大致分为四代：老一代有不少是出于爱国的目的，出国学习先进技术；第二代的人出国，为国也为自己；稍年轻第三代，主要是为自身，稍带功利的镀金，加强自己的竞争力；现在的第四代跨国流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国内日趋严重的竞争，很多个人开始用流动的方式来避开这种白热化的竞争。有不少人出国不再是为了增加竞争力，反倒是为了退出竞争。同时有的年轻人是为了“先退出，再加入”。
最后谈到对燕京学堂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人的建议时，项飙教授指出，“互联网意味着附近的消失”，越是在这样一个全球交流、开放的世界，越要重视、关心“附近”。“云上世界”里“大数据”充斥，人们很容易对事件快速做出判断，并贴上标签，从而出现“非黑即白的争论而非讨论”。我们应该多关注附近发生的事情和事件发生的过程、内在的矛盾以及微妙的细节。
讲 座 回 眸
讲座中，项飙教授通过梳理中国人口迁移过程的历史转变与内部动态，展现了人口流动网络背后的复杂性。本次讲座为我们理解国内、国际的人口流动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在中国政治经济不断崛起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理解当今中国的人口对外流动？国家间收入差距的普遍假设能否合理解释跨国移民的流动态势？”在讲座一开始，项飙教授就鼓励同学们从问题视角切入，重新思考当代全球人口流动现象背后的成因、表现模式和社会后果。他以丝奇雅·沙森（Saskia Sassen）对于全球化城市与国际移民的研究为例，指出人口跨国迁徙和经济全球化密不可分——全球性城市作为生产场所创造了就业机会，不断吸纳外国移民进入技术和服务业。同时，项飙教授也指出，这种理论范式中移民高低层次的就业分流无法很好地解释当今中国移民流向多样化的情况。
接下来，项飙教授对自己研究中“再生产性流动”（Reproduction Migration)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表示，使用“再生产”一词是为了利用概念的抽象能力和理论化潜力，发掘社会具体现象的制度与结构意义。在研究中，他发现包括育儿、医护、养老等方面的“再生产”议题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关注热点。相较于过去被经济动机驱使，现在人们对外移民往往是出于对环境、健康、教育等方面的考虑，跨国迁徙更多地作为再生产活动的更优选择出现，成为了目的而非手段。
项飙教授认为，中国与世界的人口流动现象必须放在一起理解。通过回顾全球性人口迁徙的历史进程，他指出，中国始终处于以资本积累为动力的世界人口流动网络的中心。宏观上，持续的资本积累行为使得人口流动成为常态；微观上，中国经济转型给人们带来的不安全感驱动着他们以对外迁徙的方式加速积累财富，以求跟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
最后，项飙教授在总结中表示，“再生产性流动”的提出是为了更好地描述当今中国对外的移民活动；同时这种视角也能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历史上中国和世界人口流动的相互关系，从而对当代中国与世界发生的社会变革有更深的理解。
师 生 互 动
Q:您在讲座中提到了当代中国再生产性的人口流动中，女性占比在逐渐提升，请问这对原有的性别权力结构有怎样的影响？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期间，人口流动相关的管控政策主要影响的是中产阶级及以下的人群，而富人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您认为这样的移民管控方式是否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的状况？
A:相较于中国人口总量，对外流动人口的女性人数较少，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可能不会对整体性别结构产生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关注向外流动女性的选择倾向，比如中国女留学生对一年制留学项目的偏爱，可能也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信息。关于移民新趋势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我认为对再生产性移民现象的实证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社会的资本积累与转化模式——从这种新形式的移民中我们可以看到金钱资本向社会、文化资本的转换，这也是一种维系社会分化的跨国手段。
Q:我想听听您对在中国开展田野调查的建议。面对如今的中国社会，您作为社会研究者会怎样选择研究目标呢? 您是否还会选择浙江村作为实地考察的对象？
A:一直以来，各种形式的社会流动性问题都吸引着我，这也和我早期在浙江村的研究有关。目前我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再生产问题、平台经济和大数据方向。流动性不仅关乎于人，也关乎事物和数据，比如外卖系统中的流动性给劳动关系与劳动者带来的冲击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话题。
讲座内容整理：雷耀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