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期“学者与客谈”我们分别邀请到法学和经济学方向的学界大拿从他们各自的领域在宏观层面为中国学做出了不同角度的解读，然而不少朋友仍有疑问，如何从自身以及其他一些微观角度更加“实用”地理解中国学？燕京学堂所培养的future leader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今天，张志学教授给出了他的答案：“作为燕京学堂所培养的future leader，应该通过我们的专长、能力、做事的效果，让别人认同我们的理念。作为领导者并不代表在每个方面都做得更好，而在于能够影响一批人，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
张志学：北京大学燕京学堂核心必修课“变革中的中国”主讲人。香港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行为科学实验室主任、EMBA中心主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目前担任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访问教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助教、讲师，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员、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访问学者和美国伊里诺依大学Freeman访问学者。三度获得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荣获光华管理学院的“厉以宁教学奖”。在光华管理学院为MBA、EMBA和高级经理人提供“组织行为学”、“管理沟通”、“中国企业的领导艺术”、“行为决策与风险管理”以及“跨文化商业背景下的沟通与谈判”等课程的教学。研究领域包括企业领导与文化、谈判与冲突处理、团队过程以及跨文化管理等。
1 中国学在北大
· 您对于“中国学”的开设有哪些思考？您认为北京大学创办“中国学”研究，最大的优势在哪里？“中国学项目”可以给北大、燕京学堂以及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中国学”是一个与“西学”相对的概念。它起源于自五四运动时期，那时候大家讲西学，中国学者将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等有关的课程称作“国学”。北京大学创办“中国学”的研究，是希望能够将中国的文化和研究扩散到国外。在社会科学领域，正如西医与中医的地位一样，目前学术界依然处于西方支配的情况。我们的理想是将关于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管理等研究精髓整理出来，向人们呈现出社会科学所揭示的中国的方方面面。北京大学在“中国学”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在文史哲领域居于领导地位，同时在社会科学方面也在奋起直追，QS学科排名始终在进步。因此作为人文社科领域领军的北大，应该发挥想象力，整合已有的优势学科，向世界表达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的声音。大学似乎有计划通过出版China study系列书籍，加速学科之间的整合与合作。以“集体出海”的方式，加强“中国学”的影响力。
· 中外学生相对彼此而言学习中国学的优势都体现在哪里？
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中西方学生彼此之间加强了解，这种了解不仅是同学个体层面上的，也包括背后的文化和社会。我很赞赏燕京学堂将全球化时代的交流搬到课堂上来，为日后步入工作场合的交流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这当中，中国学生的优势在于：由于对中国的基本国情了解更充分，所拥有的视野会更加开阔一些，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地位，导致中国学生对其它国家的相关情况更加了解和关心。此外中国学生的知识面更广，在接受每个学科的训练时都有架构，这使得他们能够找到在不同学科之间实现整合的连接点。外国学生的优势在于对一个问题有兴趣，在课堂之外的自主学习和专研能力更强，从而对于问题理解得更深刻。他们非常善于思考，辨识性强，喜欢critical thinking，不只是照搬知识，而会对信息进行加工，形成自己的见解。
· 燕京学堂立足于培养对中国有着充分了解同时拥有国际视野的领导者，您对于领导者的这个角色是如何理解的，燕京学堂在学术型人才和实务型人才方面更倾向于何者？
关于领导者，我认为作为leader，应该影响一批人，通过我们的专长、能力、做事的效果，让别人去追随我们，认同我们的理念。从经济发展上来讲，中国将在10年后与美国并驾齐驱，作为领导者要学会对未来的受众阐述自己的理念，并让人接受。
燕京学堂通过让中外的学生在一起交流，统一授课，试图加强学生对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了解，无论是外国学生还是中国学生，通过课堂研讨和田野考察，他们在学术思考和实践应用方面都会收益颇丰。这些同学当中，可能会有部分同学选择走学术这条路，无论走哪一条道路，燕京学堂期间的学习都有利于他们做领军人物。作为领导者并不代表在每个方面都做得更好，也不只意味着发表更多的文章，而在于能够影响一批人，让更多的人理解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中国是新兴市场中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燕京学堂的学习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在和未来伙伴的交流中去阐述自己的理念，成为真正的年轻一代的世界公民。
· 您对即将开始的“中国学”项目和未来的“燕京学者”们有什么期许或者要求？
我们对不同发展取向的学员要求可能有所差别，因为他们为了的职业需要拥有不一样的技能，不过最重要的是保持内在的兴趣和研究问题的技能。对于同学们发展的前景，学堂的态度是开放的，没有硬性的规定，在同学们增加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之后，想要向哪个方向发展都是可行的。我们对“Yenching Scholars”的期许，不是地位和权势，而是希望能够影响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思考。东西方之间，不仅是发展水平的不同，路径也是不一样的，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希望同学们既理解中西方的不同，然后再抽出共同性；又能够结合地方的特色，加强对特定社会发展的理解，消除不同文化观念间的鸿沟。
2 关于跨学科、跨文化与国际背景
· 在您的教育经历中，也有过从教育学到心理学再到管理学的跨学科背景，能否结合自身的经历，谈一谈跨学科知识对您研究的帮助？
我自己深刻体会到跨学科非常大的优势。我目前在光华管理学院从事有关人的研究，大的领域就是组织行为学和社会心理学。过去的教育背景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人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我本科读的是教育，这段经历让我了解了人的素质的重要性，《爱弥儿》这样的作品让我有了强烈的使命感，去成为并且培养社会所需要的良好公民。教育学的背景不一定给我提供太多的技能，但使我在观念上做出了巨大的改变。之后学习的心理学则给了我很多的专业技能，让我在分析问题时有了相应的工具。管理学则更注重绩效后与果。可以说心理学、教育学讨论的教育问题是百年之计，而管理学则注重目标明确及其达成。交叉学科的背景，使得目标、工具和理念三者相结合，为我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优势。
· 您觉得未来燕京学堂的学生们在这种交叉学科的学习研究氛围中会有相似与特别的感受吗？这对他们以后的学术道路会有帮助吗？
燕京学堂同样提供跨学科的环境，不同学科或专业背景的教授的风格不尽相同，有的是理念的启迪，有的是工具的应用或者辨识性思考的培养。我是管理学院的教授，会更多地从实际案例出发阐释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理解，这是从落实到具体的企业研究中入手的。整体上，学堂所教授的知识是偏理念的，掌握核心的概念，但也有一些工具和方法，让大家更快的去实习和应用。
· 燕京学堂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学科，人文背景的同学和社科背景的同学在知识框架、思维模式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老师在课程筹备中对此是否有针对性的考虑？
不同学科思维的碰撞是燕京学堂的一大特色，这与MBA的教学是相似的。大多数燕京学堂的授课老师都有着相当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通过问题驱动的模式，避免“满堂灌”。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中来，课下充分阅读材料，课上更加积极地去讨论，也会通过案例抽出很多问题。这样一来，学员过去的知识体系不是阻碍，而是帮助他们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 依据您在国外及香港的教学经历，您认为中国的研究与国外尤其是美国的研究在人文社科方面有什么不同和相通的地方？
中国的课堂上教的东西太多，授课占比很大，传授的知识容量非常大；而西方的课堂很多采用的是参与模式，侧重让学生找出问题，思考问题的原因，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需要克服哪些障碍等。课堂上的讨论促成了教学相长。可能一次课程只专注某一点，但由于学员通过自己思考和解决问题并作出总结，获得的知识点更鲜活，印象更深刻，我对这点最欣赏。我们在课堂上传递的信息量很大，但学生往往对背后的逻辑与问题不甚了解。就学习而言，只有反复问自己，在理解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是什么，才能加深认识。
· 您的研究领域包括跨文化的谈判与冲突处理，您觉得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处理方式有何种区别，这种商务冲突的处理方式是否也可以扩展到更广的领域，包括社交、外交等方面？
在谈判和处理冲突时，中西方有非常大的不同。西方是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而东方则是情景导向和关系导向的。西方人在处理冲突时先确立问题，了解利益冲突各方的不同，一切以利益为基础，其它问题都是派生的，非常地理性或者说功利。东方人对于达成目标的手段和方式注重很多，因为要考虑目标以外的因素，往往显得不够直接，效率不够高，但好处是大家能够在和谐当中向前。如果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碰到一起，一边快一边慢，一边精准一边弥散，则容易发生冲突，但只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大家能在一起谈判就是因为有更好的利益可以获得。只要把握了这个基本的观点，跨文化的谈判是可行的，冲突也是可以解决的的。
3 主讲课程《变革中的中国—企业》
· 作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必修课之一《变革中的中国》的主讲人之一，您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最大的变革体现在哪个方面？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变化，一个重要的体现在于1979年至90年代间从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到活力的充分释放，社会开始变得富有，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传统的自然状态下的社会割裂了。从90年代开始，人们试图解决在经济发展当中遇到的问题，但在结合社会的文化和软环境方面，做得都还不够。从社会持久发展的角度来看，一味学习西方也不完全合适，还是应该回到民族的本源，重拾文化传统和道路自信。这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民培养，建设公民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应当注重社会建设，落实到每一个人，就是成为更好的社会公民。我们不应该只是等待来自高层的倡议和制度，也要注意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和每一个个人。首先每个人不要制造问题，并且应该善意地对待别人，多关心社会、国家，节俭、不浪费、充分利用时间、善待他人，整个社会会减少很多的问题。在经济发展之初，追求自我利益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在意识到这些之后，社会和个人开始调整，让问题变得更少，并且逐渐找到未来持续发展的方向。
· 您在学堂的授课《变革中的中国——企业》主要想向学生教授哪些方面的知识？想要给学生传递一种什么样的理念？您期望这门课的开设能够达到什么样目的？
中国学生普遍对于商业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不理解，我将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说明在中国遇到问题应该如何思考，充分考虑到中国所处的体制、文化和目前的发展阶段。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学生，更对外国学生有着重要意义。它能告诉我们，在制度尚未完善，还在不断演化的市场上，企业应当注意什么。
· 您的主讲内容中重复出现了讨论关于企业如何在中国“do business”，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想法和感受？
在东西方经商会有着明显的差异，这表现在：西方社会市场成熟，规则相对完善，市场更有效率，只要找准技术和专长，企业面临的主要是商业竞争。而在中国，商业文化不发达，在很多方面尚不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问题集中暴露，为了控制这些问题政策往往过于严苛，打击一大片，然后再不断调整。在中国，由于大环境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优势外部环境对企业的运营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企业即使有竞争力，如果与外界环境冲突也活不长。因此在中国做企业不仅要经营智慧，也要政治智慧。
人物采访：郭永沛、赵宇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