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8日上午，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博雅特聘教授周黎安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师生带来了题为“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Growth）的讲座。本次讲座由燕京学堂副院长Brent Haas主持，是燕京学堂2021-2022学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六讲。作为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杰出学者，周黎安教授为燕京学堂带来了一场引人入胜、鞭辟入里的讲座。

讲座之后，周黎安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周教授首先谈到“中国奇迹”，他认为奇迹背后最主要的根源是改革开放。中国从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并将改革作为驱动力，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大背景。同时，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市场开始走向全球化。尤其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始深度融入到全球竞争中，开放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化改革。

此外，周教授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有部门成长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关键的支持作用。依靠竞争作为推动力，促使地方政府去扶持本地企业，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帮助企业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瓶颈问题。

周黎安教授曾将中国经济比喻为“一辆在高速公路上飞速奔跑的旧车”，他希望借此比喻，强调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特征，以及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认知。他解释道，“车外”的外国学者和观察家们看到其破旧的外观和飞快的速度，觉得这辆车随时会出问题；而坐在“车里”的国人觉得其内部装饰简陋不堪，也并不看好。人们都看到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问题，如体制的弊端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其实也和大家将西方的经济体制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这样的激进改革等作为样本，和中国经济相比有关。

最后，周教授表示，燕京学堂多元化的背景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年轻人走出自己的家乡，最大限度地去理解、体验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通过这个机会可以开拓视野和认知，学会欣赏他人、换位思考，拥有了这样的素质和能力，不管将来是从事经济研究、企业管理，还是继续走学术道路，都是大有裨益的。放眼全球的同时，他也希望大家，尤其是有志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学们，可以保持对中国问题的兴趣，保持对中国的关注，继续研究中国，从中找到学术创新的机会。

讲 座 回 眸

讲座伊始，周黎安教授表示，西方学者在观察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疑问，如高速的经济增长、快速的科技进步和卓越的减贫成就。有些现象与西方的发展经验不同，也因此在国际经济学界引发了讨论。他认为，西方对中国的制度存在一些负面刻板印象，例如权力较集中的政府结构，与西方不同的司法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市场等，甚至提出了骇人听闻的“中国崩溃论”。显然，这一视角并不符合事实，因此周教授此次讲座的目的，便是介绍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本质，并分析中国地方政治竞争和市场竞争的核心框架。

首先，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中国长期被认为是一个政府规划与管制相对较多的经济体，要研究中国经济便无法绕开政府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其中，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在中国经济腾飞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负责人，也有相应的资源去驱动地区产业规划。纵览中国的上级与下级政府，周教授认为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层层“分包”的体系。上层政府“发包”给下级政府，而地方官员则要签署“责任状”，去达成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寻求晋升，这些目标可能包括GDP增长、减贫任务和环境保护任务等。

其次，周教授总结道，行政发包制的特点有：发生在不同政府层级间，实际权力向下转移，承包者自我收集资源并承担全部责任。不同于西方的印象，中国地方政府集中了许多实际决策权，同时根据发包和授权发起了许多重要的改革试点，例如国有企业改制。周教授也运用实证数据，论证了中国政府实际职能的分散化，例如中国公共开支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同时中央政府公务员占比和财政支出相对其他国家也少很多。

而后，讲座的视角转移到另一重要理论：地方官员“锦标赛”，即地方官员为晋升会追求相应的KPI（关键绩效指标），那么在当今中国这一指标具体是什么？在改革开放后，多用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但是中国地区发展存在不平衡，所以衡量经济发展的政绩需与前任官员的成就和同辈官员的成就进行对比来衡量，只有超出他们的表现，地方官员才能在这一场“锦标赛”中排名更加靠前。

根据以上两个理论，中国地方政府既有能力，又有动机去构建一个对经济增长友好的环境，并将竭力去达成这一目标。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地方政府并未成为产业发展的“掠夺之手”，而是成为了“帮助之手”，地方政府和企业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

但是周教授也提示同学们注意，地方政府的任务是多维度的，过强的动机可能会导致发展不均衡，例如仅仅关注经济增长有可能会对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也有可能使地方政府偏离中央宏观政策，近年来上述情况已经有所改善。同时，上述制度仅仅关注了从上至下的一个过程，而从下到上的信息传递在未来也需要进一步关注。

最后，周黎安教授指出研究中国经济离不开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地方官员的政治竞争与当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相应的负面影响。

师 生 互 动

Q: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是如何收集经济资源的，尤其是在当下已经很难通过土地财政产生较多收入，地方官员如何才能达到多约束下的多维度目标呢？

A:感谢你的问题，这确实是当前的挑战之一。因为在过去，地方财政的收入比例和承担责任的程度不相匹配，所以通过土地财政获得更多收入是地方政府唯一的选择，相当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收入来源。那么在当前，或许中国将从卖地的模式转换为房产税的模式，来使得发展更可持续。除房产税外，中国可能加强转移支付的力度和比例，从较富有的地区转移土地财政的收入至不发达的地区来弥补财政问题。

Q:中国内陆区域由于发展相对较弱，地方政府该如何在人口大量流出的情况下承担其责任？

A:我认为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应当从高层次对贫困地区进行援助，这是纵向层面，从横向层面来说我们还有地方对口帮扶的重要政策。如北京对其他省份的援助，北京大学对云南弥渡的援助，甚至政府还鼓励商人对贫困地区的援助以换取社会荣誉，所以这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的解决措施。

Q:请问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中的角色是什么？企业有能力去改变资源地域分配和流动的本质是什么？您如何评价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此的影响？

A:地方政府的本质是风险投资，通过控制银行贷款流向，地方政府可以将资源倾注于不同的产业，承担相应的风险也享受产业升级成果的回报。企业和资本的再分配能力提升了他们的议价能力，降低了政治影响的可能性，但企业也可能以此要挟政府来不当谋利。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极为重要的，统一的市场能加强官员竞争带来的地区市场分裂，避免零和博弈，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成功整合案例。

采访/文字：郭一兰

讲座内容整理：于昊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