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6日上午，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院长助理彭錞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师生带来了题为“理解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Understanding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的线上讲座。本次讲座是燕京学堂2021-2022学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十讲，由燕京学堂副院长Brent Haas主持。彭錞老师从评价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常规视角说开，在阐释概念内涵的同时，也回溯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起源和过去二十年里的发展轨迹，并结合失信联合惩戒这一重要制度以检视其合法性。

讲座之后，彭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首先说道，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始于上世纪末，当时最主要的动因是因为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违法行为。在这个背景之下，国家将上海作为试点，金融领域的信用体系开始建立。2014年，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了大的飞跃，从原来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除了对社会各领域的管理和规制以外，该体系要求公共权力主体在诚信办事方面要做得更好，这也符合社会科学对社会信任的解释。传统社会中的信任关系是靠人际的熟悉程度来保证，现代社会依靠的则是制度性信任，所以制度最根本是要可信的。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也在逐渐变得完善、多元。

紧接着，彭老师讲道，人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追求私利的，但并不是最大程度上的追求利益，相反我们也会常常看到一些利他的行为。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事情在当下也是层出不穷。市场经济也是如此，正因为人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逐利，这也就为市场诚信带来了空间。利益有长、短期之分。要想长期获益、交往，诚信是最好的策略。

最后彭老师表示，受疫情影响，今年的毕业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希望同学们可以克服困难。不论将来从事什么行业，踏实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保持阅读的习惯，保持对社会现实和大千世界的关注，拥有“家国天下”的情怀。

讲 座 回 眸

自2014年国务院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以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就引起了国内外的热烈讨论。在目前的讨论中，可以识别出两个相反的视角。一个是“白镜”视角（white mirror image），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创新社会和经济治理的重要举措。另一个是“黑镜”视角（black mirror image），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具有全面性、侵入性、计算性，通过给民众的日常生活行为赋分来达到监控的目的。

但哪种视角能更准确地描述社会信用体系呢？彭老师引用“奥威尔式谜题”（Orwellian Myth）来切入话题的讨论。这一关键词来源于《1984》，讨论背后是人们面对先进科技统治世界的可能性的时候，内心最深层次的恐惧：《纲要》的发布在有些评论者们看来是编织了一张细密的大网，这张大网会通过记录、监控、计算来规训民众。

彭老师用体系的实施细节驳斥了一些学术界广为传播的观点——如社会信用体系作为监控和道德机器——社会信用体系收集和使用数据时并不是事无巨细的，而有清晰的标准和收集规范；“黑名单”是用于惩戒严重违法行为，使执法更加高效，而非在公共道德上教化民众。但同时，彭老师也提出，在关注体系建设时同样需要警惕社会信用体系被误用和滥用的可能。

彭老师强调，社会信用体系覆盖了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其运作是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在运作过程中传递出行为的奖惩机制的信息。这一体系建设的起点是希望在全社会建立起一种信任的文化。不同于《纲要》刚出台之时国内外研究者在对其内容进行学术关照时的难以把握，目前实施多年的体系运作过程让研究者们在研究这一系统及其延伸出的子议题时，可以从现实层面更直观地讨论。

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彭老师着重分享了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法治反思。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实施过程中面临着一种合法性的困境。困境并非来源于法律依据的缺位，而是在形式合法性层面、整体正当性层面和实质合理性层面上存在提升的空间。

回到讲座开始的“白镜”和“黑镜”之争，彭老师表示社会信用体系并不能简单地被归于其中某一类，而是要关注其重建社会信任的意图以及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未意图后果。彭老师目前仍在深入关注、探索社会信用体系的法治发展，他也希望同学们能持续关注其内在逻辑和发展连贯性，未来在建设社会信任体系等议题上有更多的建树。

师 生 互 动

Q:社会信用体系是设计出来解决目前的社会信任问题，在社会信用体系之外，现在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提升执法效果，如避免人们通过搬到另一个地方来躲避法律对他们的惩罚吗？为什么现在认为社会信用体系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更优解？

A:正如我在讲座中分享的那样，这个体系是用于改善信任缺失问题的。当然，重建社会生活中的信任还有其它多种方式，比如给市民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大空间。根据目前的研究，健全的市民社会有助于积累社会资本、重建社会中人际之间的联系和信任。

采访/文字：郭一兰

讲座内容整理：洪靖旖